草山無為

智慧與人生觀

品格與行為

人際情感與關係

一、無名讀書會

二、經典導讀

1.《老子》

2.《莊子》

3.《易經》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出自《法句經》，也是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抽到的一支籤。這句話說明即使你不懂高深的佛學，但只要你行善戒惡，心存善念便是真正的佛教徒。還有老子《道德經》第八章也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滋養萬物，卻不與萬物爭功，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告訴我們應該利他。另外，第七章老子說：「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八十一章，老子又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些思想似乎都指向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念：真正的利他，有時反而能成為最深層的利己。但我一直在思考：這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幫助別人」最後可能也會幫助自己？

地球上大概有80億人彼此相關，互相連結，就像人類腦中有大概800億個神經元組成綿密的神經網路。我們說的一句話、做的一個動作、一個善意或惡意的選擇，都可能改變另一個人的情緒、判斷與行為；而對方受到影響之後，又可能進一步影響第三個人。如此一來，一個人的行為便可能沿著家庭、朋友、職場、社會乃至整個生態系統，不斷向外擴散。就像一張巨大而複雜的網，每個生命都是網上的一個節點。

我們通常以為「我做這件事情，只影響到他」，但實際上，事情可能沒有這麼簡單。一個人的善意，可能改變另一個人的心情；那個人心情變好之後，可能對下一個人更加友善；下一個人又可能把這份善意帶給另一個人。反過來，一個人的惡意也可能如此擴散。因此，善與惡都可能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路不斷傳遞。一個看似微小的行動，可能透過複雜的連鎖關係，產生遠超過我們預期的影響。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所謂的「利他」與「利己」，其實未必是兩件彼此對立的事情。因為「我」與「他」本來就不是完全孤立的存在。我對他人的行為，會改變他人；他人改變之後，又可能反過來影響我。同樣地，我傷害別人，也不只是讓別人承受痛苦，而可能讓一個充滿敵意、不信任與報復的環境逐漸形成，而我自己最終也必須生活在這個環境之中。

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老子的思想，「利他即利己」似乎就有了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解釋。真正的利他，不一定需要以「我會得到什麼」為出發點；反而可能正因為不把自己與他人完全切割開來，才會發現：他人的福祉與我的福祉，在某種程度上本來就是相互連結的。

能不能區分精神障礙和單純的行為異常？即是否有明確證據證明精神障礙的存在？

1973年，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大衛·羅森漢（David Rosenhan）就曾招募了8名（5位男性和3位女性）健康的志願者，把他們“送”進了精神病院，該實驗旨在弄清楚精神病院能否識別出正常人。志願者們申請進入不同的醫院，他們抱怨最近好像聽到了

“空虛”“空洞”和“砰砰”之類的聲音，除此之外，他們聲稱沒有其他症狀。所有人都用了假名，四名心理健康專家（包括羅森漢本人）還偽造了職業，當然，除了這些，他們如實回答了其他所有問題。所有人很容易就在12家不同的醫院獲得了住院許可（有些人還獲得了兩次）。絕大部分人（只有一個人除外）都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這是一種嚴重的心理障礙，常伴有幻聽。

在入院之後，這些“偽裝病人”就沒有再宣稱聽見聲音或存在什麽異常症狀了。很多時候，病人發現，即使他們尋求幫助或建議，醫護人員也會忽視他們。當醫護人員與他們互動時，病人好像也只是“病例”，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在沒有異常症狀出現的

情況下，這些“偽裝病人”要讓醫護人員相信自己可以出院，大概平均需要19天的時間。一名運氣不好的志願者在兩個月後才被醫院“釋放”。

我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各種機構中度過，如家庭、學校、醫院、工作場所、軍隊、監獄、養老院，最後可能會住進臨終收容所。每種環境都包含管控系統、清晰或隱含的行為準則、獎懲措施，它們擁有完整的歷史、文化和法律。在許多情況下，正是這種體制力量創造、維持了社會環境，並賦予其意義和合理性。體制力量（system power）與群體內部的社會規範不同，因為它通過制度化或合法化的系統運作，自上而下地對群體和個人進行控制。

史丹佛監獄實驗(描述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果。)

是什麽導致了史丹佛監獄實驗中的行為

無論是獄警還是囚犯都是從一大批學生志願者中挑選出來的。這些志願者通過全面的心理測試和訪談，均為遵紀守法、情緒穩定、身體健康、人格特質指標為正常水平的人。在這個模擬監獄實驗中，被試被隨機分配到“獄警”或“囚犯”兩種角色中。因此，在實驗一開始，扮演囚犯或獄警這兩種不同實驗角色的男性大學生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而研究結束時，這兩個群體之間已經有了顯著差異。囚犯們24小時生活在監獄裡，獄警則每天按8小時標準輪班。監獄“主管”是這個研究的主要研究員，也是本書的作者之一—菲利普·津巴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曾是和平主義者和“好人”的學生在扮演獄警時表現得具有攻擊性，甚至做出殘暴的虐待行為。心理穩定的學生扮演囚犯時很快就表現出病態行為，產生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屈服於這種命運。模擬監獄情境的力量在獄警和他們的俘虜的內心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現實——一個具有真實功能的監獄。實驗情況變得令人十分不安，研究人員僅僅在6天後就被迫終止了本應為期2周的研究。

雖然社交情境的力量很大，但它無法解釋人們的所有行為。例如，它無法解釋我們在選擇朋友和浪漫伴侶時存在的個體差異，也無法解釋人們的偏見。要想解釋我們在社交互動中發現的模式，還必須研究認知過程。用社會心理學的語言來說，我們需要了解我們是如何構建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的，即我們對他人和我們之間的人際關係的主觀解釋。因此，我們認為誰有魅力、誰有威脅、我們想接近誰以及我們想避免誰，是由我們構建的社會現實決定的。

人際吸引

我們傾向於喜歡那些給我們禮物、讚同我們、對我們友好、與我們喜好相同、給我們帶來歡樂並在需要時幫助我們的人，除非我們懷疑他們的行為是另有所圖的。雖然我們並不一定介意以社交交換的形式作為回報，但我們會迴避那些只索取而不回報的人。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中，如在友誼、合作夥伴、婚姻或商業關係中，雙方都會有所收益。

回報理論：我們通常更喜歡有回報的人際關係

不管你喜歡與否，大多數良好的關係都可以被看作一種利益交換。利益可能是金錢和物質財富，或者涉及一些無形的東西，如讚美、地位、信息、性或情感支持。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將其總結為吸引力的回報理論（reward theory of attraction），該理論認為，吸引力是社會學習的一種形式通過計算社會成本和收益，我們可以理解人們為什麽會被相互吸引。回報理論表示，那些可以讓我們付出最小的成本，而得到最大回報的人是我們最喜歡的人。

服從權威

除了瞭解群體如何影響個人，也需要瞭解影響力的另一個方向：某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和權威人士，他們可以命令群體服從自己，甚至得到一大批人的擁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效應的最極端證據，如德國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意大利的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這些獨裁者使整個國家的理性民眾變成癡迷於征服世界的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忠實追隨者。而當時英國新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理性鎮定在關鍵時刻產生了影響，當時該國正處於被希特勒的導彈和德國空軍不斷轟炸的災難邊緣。1939年，丘吉爾以“保持冷靜，繼續前行”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現代社會心理學起源於充滿恐懼、偏見與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因此，早期的許多社會心理學家自然會專注於研究法西斯主義群體中人們的人格。具體來說，他們在尋找法西斯群體心理背後的權威人格。但是，這種人格分析未考慮當時影響歐洲人的社會、經濟、歷史和政治現實。

與服從權威有關的戰後暴行 1978年，一群美國公民離開加利福尼亞，他們都信仰人民聖殿教，並在南美的圭亞那叢林中安營紮寨。在那裡，他們聽從了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吉姆·瓊斯牧師的命令，近1000名人民聖殿教成員自願對自己的孩子、父母和自己使用致命劑量的氰化物。這個邪教的成員還殺害了那些拒絕如此做的人，這些人彼此是朋友。

社會心理學

年輕的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於1963年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耶魯大學讓參加實驗的人扮演老師，對答題犯錯的學生進行電擊。他測試了來自各行各業的500多名普通公民（沒有學生），發現每三位“老師”中就有兩位（65%）會把電壓提高到最高的450伏。大多數人在此過程中都會提出抗議，但仍會選擇服從權威，對“學生”施加他們認為可能致命的電擊。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學生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助手，他們事先接受過訓練，扮演了一個中年被試的角色。在實驗中“學生”並沒有遭受電擊，只是他們的表現讓“老師”誤以為真。

同樣重要的還有，盡管多數人表現出了完全的服從，但仍有少數人拒絕服從這種不公正的權威。在大多數有權威規則的實驗和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遵循、遵從、服從。但是，總有10%～30%的少數人會反抗。這讓我們不禁思考，為什麽某些人會逆流而上並付出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去幫助陷入苦難的人，甚至做出英勇的行為？

是什麼使社會心理學與眾不同

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是一個研究個體與個體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領域。

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了解是以內隱人格理論和自我敘述為基礎的，這兩者都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內隱人格理論(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

想想你曾經的榜樣，再想想那些讓你無法忍受的人。在這兩種情況下，你是否會將某些人格特質與他們聯繫起來：誠實、可靠、幽默、慷慨、外向、攻擊性、情緒化、悲觀等。甚至在幼兒時期，你就有了一個初級的人格評價系統。因此，你能夠確定新認識的人將會是朋友還是敵人；通過解讀父母或老師的人格特徵，你會習得與他們和諧相處的方式。在這些情況下，你正是在使用內隱人格理論對他人的人格做出判斷。具體而言，在評價他人的人格時，你會將他人的行為與你所認為的他們擁有的特質聯繫起來。像內隱記憶一樣，我們在使用內隱人格理論時，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所以對他人的人格進行判斷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在一項研究中，大學生需要對一些他們只見過但不認識的同學進行人格評價，他們的評價結果與通過大五人格量表得出的結果非常一致。這有裡一個有趣的例外：過分自信或爭辯行為被視為男性情緒穩定的標誌，但對女性而言卻會被認為是情緒不穩定的標誌。

內隱人格理論也有其他缺點。依據樸素的假設以及有關特質和外貌方面的刻板印象對人格進行推測時，我們有可能會出錯。

人本主義理論：強調人的潛能和心理健康

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來說，人格不是由無意識的衝突和對焦慮的防禦驅動的，而是由適應、學習、成長和發展的積極需要驅動的。他們保留了動機組成人格核心部分的觀點，同時他們也強調動機的積極性，例如，愛、尊重和自我實現。他們認為精神障礙是由不健康的環境造成的，而不是不健康的個人。一旦人們擺脫了消極的環境，例如，消極的自我評價（“我不聰明”），對人格不利的人際關係、工作或職業，那麽追尋健康的先天傾向就會引導人們做出改善生活質量的選擇。

自我實現者 馬斯洛的研究對象包括歷史人物亞伯拉罕·林肯和托馬斯·傑弗遜，以及與其同時代的幾位名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貝特·施韋澤和埃莉諾·羅斯福。在這些人中，馬斯洛發現健康的人格專注於超越自身基本需求以外的目標。有些人（如林肯和羅斯福）關注人道主義

需求。另一些人（如愛因斯坦）關注對自然世界的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投身於自己所熱愛的事業中。馬斯洛稱他們擁有自我實現的人格（self-actualizing personality）。他把這些自我實現者描述為富有創造力、有幽默感、自由行事，但同時又能接納自己和他人的不足。簡而言之，自我實現者是那些可以自由發揮潛力的人。這正是我們應該努力追求並實現的狀態。

需要層次理論 儘管馬斯洛最感興趣的是健康的、自我實現的人格，但他的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也為適應不良提供了解釋。馬斯洛認為，我們的需要是按照優先順序排列的，從生理需要到安全、愛、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見圖）。如果人們長期不能滿足“缺失”的需要，如對愛或尊重的需要，就會產生不適應。而當這種需要得到滿足時，就會促使人追求那些促進自身成長和自我實現的目標。研究顯示，低自尊的人在一生中可能會經歷更多的恐懼、憤怒或沮喪感，而自我接納的人則生活得更幸福。

儘管每一種人格過程理論都強調人格發展過程中的不同塑造力量，但是也都會把人格描述為內部心理過程和社會交互的結果。

1. 心理動力學理論（psychodynamic theory）關注無意識動機和過去的經驗（特別是童年早期經驗）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2. 人本主義理論（humanistic theory）強調意識和我們對當前現實的主觀看法：哪些是當下重要並能幫助我們成為最好的自己的天賦，以及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3. 存在主義理論（existential theory）試圖把現在和理想未來聯繫起來，尋找個體存在的意義及生活的目標和意義。

4.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cognitive

所有特質理論都會提出某些人格特徵（如氣質、特質或人格類型），這些特徵會使人們的人格隨時間的流逝保持穩定不變。

人類存在著一種將複雜問題簡化的認知傾向，因而常常會把他人歸類分組。因此，一些人格心理學家試圖採用少數幾種基本氣質（temperament）來描述人。所謂氣質，就是具有很強生物學基礎的人格特質，如“外向”或“羞怯”。另一些人格心理學家更喜歡用特質（trait）組合來描述。所謂特質，通常被認為是人格的多個維度（如謹慎和魯莽、友善和不友善），並更多地受到經驗學習而非先天氣質的影響。還有一些人格心理學家依據人格類型（personality type）對人們進行分類。這是類別的概念，而非維度的概念。也就是說，你要麽屬於某種類型，要麽不屬於這種類型。舉例來說，如果內向是一種特質維度（trait dimension），人們在內向維度上的表現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但如果內向是一種類型，那麽人們往往就會被歸類為內向的或非內向的人。

這些理論與刻板印象（如保守的工程師、陽剛的男性，環保主義的教授）有何不同呢？答案是科學性。好的氣質理論、特質理論或類型理論必須具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人格和氣質

心理學家將氣質定義為具有生物學基礎的人格特質。它通常在兒童早期就表現出來，是人格和個體生活態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