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個體在青春期會因生理變化、認知變化和社會情緒壓力等面臨新的發展挑戰。

心理學家把達到性成熟（具有生育能力）作為青春期開始的標誌。

 

青春期和文化

雖然這個時期的身體變化是共同的，但是青少年的社會和心理維度變化主要依賴於文化背景。例如，有的社會把青春期作為成人的標誌來慶祝，並且賦予青少年做負責任的選擇的權利，有的社會將十幾歲的青少年視為混亂和潛在危險的製造者，在這兩個社會進入青春期的人的經歷將完全不同。

這個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立自我的同一性。這個複雜的過程依賴於接受自己身體的成熟、達到一個新的認知發展水平、重新定義自己的社會角色和情感問題、處理性行為機會和性壓力以及發展道德標準。

 

青春期的身體成熟

進入青春期的第一個標誌是青春期生長突增。發育期（puberty）或性成熟的開始，對男孩而言是睪丸增大，對女孩而言是乳房發育。兩性都會隨著外生殖器的生長而出現陰毛。女孩通常大約在10歲或11歲開始這個過程，男孩要晚2年。男孩發育期的高峰是活精子的產生（在美國通常是14歲），女孩是初潮（menarche，通常11歲到14歲）。

身體意象

劇烈的身體變化和對同伴接受度的高度重視—特別是被具有性吸引力的同伴接受—加強了人們對自己身體意象（body image）的關注。男孩和女孩根據他們認為的其他人的標準，嚴厲地評價自己的外貌。因此，青春期最艱巨的任務就是發展一個現實的—仍然是可接受的—身體意象，來適應自己的身體自我。並且，發育期的時間進程影響了青少年身體意象發展的方式：和同伴相比，成熟更早的男孩通常會有一個更正面的身體意象，而發育早的女孩則通常有一個更負面的身體意象。這些女孩也報告說她們受到的同伴霸淩比其他人更多。

外貌是青少年比較關心的問題之一。女孩的自我概念嚴重依賴於她們對自己身體吸引力的知覺，而男孩更關心他們的體力和運動能力以及他們達成目標的效率。一項研究發現，竟然有80%的10歲女孩至少節食過一次，這增加了她們出現飲食失調的風險。男孩也會感受到理想身體意象的壓力，不過他們更多的是擔心自己個子不夠高、肌肉不夠發達，這使很多男孩沈迷健身，有時甚至使用類固醇。平均而言，大約5個青春期的男孩中就有一個報告其非常關注自己的身體意象，並已在採取行動來改善它。

文化規範和信息在身體意象和自我接納的關係中起主導作用，其中媒體對“理想”女性和男性的展示占據中心位置。然而，這些文化信息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1975年，時尚模特的平均體重比女性平均體重輕8%，今天，這個數值是23%——並且四分之一的模特的體重符合厭食癥的標準。同時，作為男孩的理想身材指導的動作明星們的肌肉大大增加了，而其體脂則降到了幾乎為零。男性身體意象專家雷蒙德·倫貝格博士指出，這個身體意象只有大約1%到2%的男性能夠實現。許多專家認為，青少年中焦慮和憂鬱比率不斷上升，至少部分是由於媒體宣傳的形象和現實之間日益嚴重的脫節造成的。然而，對於中國香港地區的青少年而言，雖然體脂與身體的自我概念有關，但是它不會降低個體的自尊。西方文化中理想身體觀念的傳播，擴大了強大的媒體形象所及之處，以及對青少年身體意象的影響：中東國家和日本年輕女性存在身體意象問題的比例不斷增加。

人們逐漸注意到了青少年日益增加的焦慮，並開始嘗試在媒體上呈現更現實的模特角色，例如，多芬公司的Real Beauty系列展示了身著內衣的更多樣化身材的女性，另外，如珍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這樣的電影明星直言，健康比體重更重要。並且，誕生了一個新的“真實尺寸”的芭比娃娃，它叫拉米利（Lammily）娃娃，它的身材是根據19歲女性的平均身材確定的，可以給她貼上粉刺、腹紋和雀斑。

青少年的性活動

身體成熟還伴隨著對性感覺和性衝動的新的覺知。絕大多數美國青少年男性和女性都報告說，經常思考有關性的問題。到17歲時，40%的美國和加拿大青少年有了第一次性經歷，到20歲時，這個數字會上升到75%。然而，男性和女性報告的他們的第一次性經歷不同。對於絕大多數女性來說，情感投入是性吸引力的重要成分。相反，對於大部分男性來說，個人關係似乎不如性行為本身重要。事實上，一般男性報告，他們與第一個性伴侶幾乎沒有情感投入。

自慰是青春期性衝動最常見的表達方式。十幾歲的男孩比十幾歲的女孩更有可能尋求自我刺激。有三分之二的14歲男孩報告，至少曾經自慰過1次，而這個年紀的女孩只有略少於一半的人這樣做過。這些數字在青春期的後續幾年中穩步上升。但是這些數字只是一個估計值，並且很可能被低估了。

在青春期，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也開始形成，大部分青少年是異性戀。對於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流行性研究的數據，也很難知曉它們的準確度。研究一般發現，8%～12%的青少年報告曾與同性有過性接觸。然而，同性性行為並不意味著個體認為自己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事實上，有三分之二的性活躍青少年在只有同性伴侶的情況下，仍然報告自己是異性戀者。這種不一致突顯了定義性取向的困難：性取向是基於個體的行為，還是自我知覺和認知身份（換句話說，你如何看待你自己），或者是基於對吸引力的感受，或者是以上所有這些因素？總體而言，十幾歲的女孩被認為是性少數群體（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可能性是男孩的兩倍，研究人員認為，女孩定義性取向的方式可以至少部分解釋這個現象，她們傾向於考慮浪漫吸引力和社會接受度等因素來定義她們的性取向。

雖然大多數同性戀個體在青春期早期就會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但許多人直到20多歲才能接受自己的性認同。這種時間滯後現象毫無疑問反映了我們的社會缺乏對非傳統性取向的支持，它也體現了社會在同一性發展的各個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隨著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所有50個州都要接受同性婚姻，我們可以發現潮流正在轉變，並且時間不會太久；健康研究人員發現，可能是由於缺乏支持，青春期的同性活動增加了自殺風險。

 

青春期的神經發展和認知發展

青少年：理性指引還是情緒指引

前額皮層對於理性思考和判斷至關重要。眶額皮層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它幫助我們對長期目標進行更理性的評估，來衡量決策的情緒成分。可以說，它為由杏仁核驅動的基本衝動踩下剎車。在青春期，杏仁核已經完成發育，但是前額皮層（包括眶額皮層）還沒發育完成。這種大腦發育的不平衡意味著青少年的大腦比成年人（這兩部分都已完成發育）或兒童（這兩部分都未完成發育）更容易做出情緒反應。青少年的杏仁核發出了衝動，他們的前額皮層無法有效對其進行處理，加上青春期雌激素和睪酮水平的增加，這就難怪青少年容易出現尋求刺激和冒險的行為了。

青春期是個體建立同一性的時期，其終極目標是離開家庭成為獨立的個體。也許冒險精神的提升是幫助青少年探索環境的必要成分。此外，情緒反應的提升可能有助於青少年感知威脅，可以幫助青少年快速覺察到與新活動有關的危險，從而提升了他們的生存和成功的概率。實際上，研究人員在非人物種中也觀察到了相同的大腦模式，如靈長類和嚙齒類動物，這表明青春期的神經發育可能確實存在重要的進化目的。

大腦進行的重大修剪

整個兒童期和青春期，大腦都在積極修剪沒有使用的神經連接。在青春期早期，未得到充分刺激的腦區在突觸修剪過程中不斷被剪掉。隨著這一過程的發生，青少年的大腦逐漸變得不再適應學習全新的內容，因為神經連接的機會開始變少了。從好的方面來看，這使大腦的區域強者愈強：對已經建立的連接的持續使用會促進神經元的髓鞘化（myelin），這反過來使功能變得更快。但不利的方面是，大腦的可塑性降低了，並且已經形成的問題行為模式和特質變得更加難以改變或干預。如果修剪過程出錯，就會失去重要的連接，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麽青春期晚期或成年早期會出現某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症。

青春期可能是對穩定特質發展進行干預的最後一個有利時機，不管這些特質是否與運動、藝術、語言或精神障礙有關。例如，有研究考察了針對精神障礙特質（如漠不關心和冷酷行為）個體的各種治療方案，發現4～6歲兒童的治療成功率最高，治療青少年犯罪者的成功率處於中等水平，而對成年人則沒有顯著效果。

皮亞傑的最後一個階段：形式運算階段

青春期是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的最後一個階段，它涉及抽象和複雜思維的能力。在形式運算階段，個體開始進行自我反省，如思考如何更好地被同伴接納。

青少年也開始有能力處理抽象和難以形容的議題，如公平、愛以及存在的價值。實質上，他們學會了處理假設性議題，而不再需要前一階段的那種具象的基礎。擁有了這些正式的運算推理能力，現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一樣可以使用更系統的思維策略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不過，當前研究對皮亞傑理論的質疑是，形式運算思維的發展是否一定發生在青春期。有些大人似乎從未獲得這項能力；它的發展似乎依賴於教育和經驗。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表現出形式運算思維，並且一般而言，人們最擅長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進行抽象思維和假設檢驗。總體而言，這項認知能力的發展與皮亞傑的其他認知任務不同，它高度依賴於其所處的文化價值和環境。

 

道德發展

我們的是非觀具有一個發展模式嗎？

•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嗎？

•        為什麽有時候我們會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即使我們認為自己是好人？

這些道德發展的議題始於生命的早期階段（有人認為具有一定的先天起源），並在青春期開始成形。

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

最知名的道德發展理論來自已故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Kohlberg），他在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因為科爾伯格認為道德思維只是認知的一種特殊形式。科爾伯格的道德推理理論的每一個階段都以一個道德標準為基礎。科爾伯格最感興趣的不是人們在道德挑戰中所做的決定，而是他們在決策中所經歷的思考過程。科爾伯格通過一系列道德兩難問題，來探索人們的道德思維過程。

一名歐洲女性患上一種非常痛苦的癌症，正面臨死亡的威脅。醫生認為，有一種特效藥可以救她，那就是本城藥劑師發明的一種特別藥品-鐳。這種藥的製作成本很高，但是藥劑師的要價更高，他花200 美元成本買鐳，但是由此製作的一小劑藥物卻要價2000美元。這位女士的丈夫海因茲到處籌錢卻只能籌到約 1000 美元。這位絕望的丈夫來到藥店向藥劑師請求賣他這個藥，但庫拉克斯卻堅持 1000 美元。最終，這位丈夫選擇夜晚闖入藥店，偷走了這種藥，讓他的妻子服用後得救。然而，這行為是否正當？這是否構成偷竊？這就是「海因茲的困境」。當問及海因茲的行為時，兒童的回答大不相同，而這些回答揭示了道德推理的發展階段。 

科爾伯格並不在意一個人說海因茲應該或者不應該偷藥。這個問題是一個真正的兩難問題，因此無論支持哪一邊都可以進行有禮有據的論證。對柯爾柏格及其同事而言，在個體的回答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其背後的道德思考。他們發現，個體給出的理由可以分為6類，分別對應下面的6個階段。

段落 1：人們給出的理由主要是迴避懲罰。他們不關心其他人。在回答海因茲的兩難問題時，他們也許會說：“他應該拿這個藥，因為如果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會有麻煩。”或者，另一種回答是：“他不該偷藥，因為他可能會被抓，然後被關進監獄。”

段落 2：道德推理的第二階段的首要標誌是個體能夠意識到他人的觀點。第二階段的個體仍然關心獎勵和懲罰，他們尋求個人的收益，並且會通過滿足他人的利益來實現自己的收益，也就是說諺語所說的：“你幫我撓背，我也會幫你撓背（互惠互利）。”對於海因茲事例的階段 2 的回答樣例是：“他應該去偷藥，因為他很窮，他需要他的妻子幫他謀生。”

段落 3：這個階段主要關注的是尋求社會認同和讓每個人滿意。他們的決定是基於人際關係，而不是原則。階段 3 的典型回答是：“他們不會因此而偷藥和指責他，因為如果他們看到妻子死去，每個人都會覺得他是壞人。”這個階段的目標是眾人眼中的好人。

段落 4：階段 4 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在這個階段，人們經常強調法律、秩序、政策、責任、或對權威的尊重。階段 4 的個體對海因茲事例的可能回答是：“他不應該偷藥，因為這違反了十誡。”或者，“他應該偷藥，因為他應該對他的妻子負責。”

段落 5：科爾伯格將這個階段稱為“社會契約”階段，因為它強調規則和法律是靈活的，可以通過社會共識和立法來修正。這個階段的重點是規則的公平性，而不是像前一個階段那樣只是對規則的盲從。階段 5 的個體對海事因茲例的可能回答是：“他應該偷藥，法律應該破例允許在這種絕望情境下的行為。”

段落 6：在這個階段，個體做決定是基於普世的良心原則，他或她把這種原則應用於所有人和所有情境。這些是抽象的一般原則，通常指的是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階段 6 個體的反應可能是：“他應該偷藥，因為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他就是把財產看得比人的生命價值重要。”

科爾伯格的道德推理階段（stages of moral reasoning）和皮亞傑理論的階段是並行的，個體都是從具體的、個人中心的思維轉向以他人導向的、更加抽象的對錯思維和社會意識。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後期的不以自我中心的階段。實際上，科爾伯格發現，很多成年人從來都沒有達到階段4。

對科爾伯格理論的批評 任何地方的個體的道德發展是否都遵循相同的發展順序？科爾伯格的回答是“是的”。跨文化研究顯示，在研究所考察的每種文化中個體達到道德推理階段的順序相同，包括土耳其、危地馬拉、日本、美國等。然而，科爾伯格定義的較高階段並不存在於所有的文化中。即使在美國，科爾伯格也發現，階段5和階段6並不總會出現。它們的出現似乎與高水平的語言能力和正規教育有關。

一個更有力的批評是道德推理研究的實踐價值有限。研究發現，人們的道德推理和他們的行為之間沒有密切聯繫。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Haidt）認為，人們的大部分行為是憑直覺決定的，其後才進行道德推理。海特的觀點一部分是基於思維和感覺的神經心理學，並且他指出，人類大腦具有兩個平行系統來處理道德兩難問題。基於情緒的系統是無意識的、非常快速的，會產生一種關於對錯和喜好的自動的、即時的直覺。認知系統比較慢，當它開始促使我們理性思考問題的不同方面時，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最初無意識情緒反應的影響。由於諸如證實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這樣的人類思維模式，認知過程通常只會對我們最初的情緒反應進行合理化。

道德推脫

道德標準和社會影響的交互 你可能因為1960年代著名的波波娃娃實驗（bobo doll experiment）記得班杜拉，這個實驗首次在實驗室證明了人類會在觀察之後模仿他人的行為。在他看來，幾乎所有人長大之後都會發展出自己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指導我們什麽是對與錯，並且當我們的行為與自己的道德標準一致時，我們會感覺良好，這也提供了一種正強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從而增加了我們下一次做出道德行為的可能性。同樣，違背自己的道德標準會使我們感到內疚和羞愧，這作為一種懲罰，會降低我們下一次違背自己的道德標準的概率（為了避免羞愧和內疚的懲罰）。根據班杜拉的觀點，用這種說法來解釋道德行為的問題在於，這些內在信念與我們的感受和社會情境交互作用，從而引發了我們的行為。因此，只有當我們激活這些內在標準時，它們才是有用的。有時候，我們不是激活它們，而是與它們脫離。然後，道德推脫（moral disengagement）允許我們在道德標準之外行事而絲毫不感到內疚。

如果大部分人都有基本的道德發展，那麽如何解釋不道德的危害行為？班杜拉指出有4種不同的過程可以導致道德推脫：

認知重構（cognitive restructuring）作惡者在心理上重新設定這個行為以使它符合另一種道德時，就是認知重構，通常採用道德辯護這種形式。例如，戰場上的士兵可能會將殺死敵人視為“更大的善”或“必要的惡”，從而替他們自己的行為辯護。另一種認知重構的形式是使用衛生語言，例如，採用“外科手術式打擊”這樣的詞語來形容一次轟炸，以創造出一種乾凈、精確的形象來掩飾事實上的混亂和不當的行為。當雇主使用“精簡”而不是“解雇”時，他也在使用衛生語言。因此，一個不道德行為會被作惡者視為，為了服務於更高的目標而做的好事。

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人們不承認自己在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中的責任，而是用責任分散來模糊或者最小化這種責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猶太人的大屠殺、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等臭名昭著的事件。在每一個事件中，都有一些作惡者在事後說他們僅僅是遵從了上級的命令，上級才需要承擔終極責任。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證明了責任分散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的強大作用，從旁觀者對需要幫助的人們的冷漠，到許多案例揭示的權威力量指使普通人傷害他人等。

歪曲後果（distorting the consequences）則是通過將受害者的傷害最小化或者減少對後果的意識，來對不道德行為進行道德推脫。因此，小偷為了減少自己偷錢的內疚感，可能會告訴自己受害者很有錢，他不需要這些錢。班杜拉斷言，當受害者的痛苦不可見時，它更容易被忽視。他指出，相比於肉搏戰，當代軍事戰爭常依賴於高科技遠程武器，這使得作惡者更容易忽視其造成的後果。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指將受害者視為比人類低等的生物，從而切斷了作惡者會因為受害者也是人類而產生的彼此間存在聯繫的感覺。反過來，這又使得犯罪者擺脫了對同類產生的同情，這種同情有助於抑制侵害行為。歷史上也充斥著這類道德推脫事件，從古希臘人將他們的受害者稱之為“蠕蟲”，到現代戰爭中人們將敵人稱為“撒旦”等。非人化也是霸淩的一個影響因素。

考察道德推脫在不人道行為中的作用的研究，特別關注霸淩者（傳統的和網絡的）和參與執行死刑的人。行刑者經常使用責任擴散和認知重構策略，在某些情況下也會使用非人化策略。宣判死刑的陪審員依賴的是責任分散和使自己遠離後果（告訴自己這個判決會被上訴，因此會由另一名法官做出最終判決）的策略來實現道德推脫。所有類型的霸淩者都會使用認知重構策略，傳統霸淩者會使用責任分散策略，而網路霸淩者還會使用歪曲後果的策略。

克服道德推脫的策略 一個簡單的策略是在有機會欺騙前簽署一份誠實契約。哈佛商學院和其他商學院的研究人員一起進行了實驗室實驗，實驗中被試有機會在兩項金融任務中作弊。一些被試在任務結束後簽署了誠實聲明，另一些被試在任務開始前就簽署了誠實聲明，而控制組沒有簽署任何材料。對於那些在任務開始前就簽署了誠實聲明的被試，他們的作弊行為大大減少了。而任務結束後簽署聲明的被試和控制組的作弊水平沒有顯著差異。該研究的作者建議，如果稅務申報文檔將誠實聲明放在納稅表格的開頭而不是結尾，就能夠同樣減少稅務欺詐。

在後續的研究中，這個研究團隊在真實情境下測試了他們的“置頂簽名”理論，考察了超過13 000名真實申請者的車輛保險申請表。在報告車輛里程數（這個數字會影響你的保險費率）時，在報告之前簽署過誠實聲明的申請者，偽造數據以獲得更優費率的可能性更小。另一些考查學生作弊情況的研究也報告了相似的結果，在有機會作弊之前簽署誠實聲明，會顯著減少作弊行為。研究人員斷言，他們的結果表明，在事件之前的道德承諾會激活個體的道德思維—這正是班杜拉所提出的能夠誘發道德思維和道德行為一致性的策略。在行為完成之後簽署聲明是很多情境下的標準做法，目前看來並無益處。

個體社會環境中的關鍵人物也在其道德行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父母表現出有同情心的行為時，兒童和青少年就會以此為榜樣，做出更多的具有同情心的舉動。同伴也具有影響力：如果兒童和青少年有一個喜歡充當保護者的朋友，那麽他們也更有可能幫助他人免受霸淩。有過捐贈行為的青少年或做過志願者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成年後做出具有同情心的舉動。這些研究的證據及其他類似研究的證據，都表明融入道德環境可以成為阻止道德推脫的有效屏障。

 

社會發展和情緒發展

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發展

埃里克·埃里克森指出，青春期會出現獨立自我，這個探索同一性的過程必然受阻，因為青少年將在一個不斷擴大的社會環境中面對不同觀眾扮演不同的角色，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混亂。因此，他將這個階段稱為同一性對角色混亂。解決同一性危機，有助於個體發展出一個連貫的自我意識，這對於青少年成功進入成年期至關重要。心理學家詹姆斯·馬西亞（James Marcia）指出，當青少年尋求自我同一性時，依據他們對探索同一性的投入量和他們已經完成的探索量，他們通常會經歷同一性發展的不同水平(下表)。

青春期的性別議題

男孩的沒落 現今的男孩與前幾代的有哪些差異呢？首先，他們輟學的可能性都比女孩高30%，參加特殊教育或者課後補習計劃的比例是女孩的2倍，肥胖比例更高，每年都有更多人報告感到社交尷尬—尤其是在異性面前。與前幾代相比，環境並沒有為他們進入成年期獲得成功的人際關係和工作做好準備。

父親的缺位進一步增加了年輕男性成功進入成人世界時所面臨的挑戰。尼基塔·庫隆指出：“在工業化社會，美國在父親缺位這個事情上領先其他國家—有40%的孩子是未婚媽媽生的，而30歲以下的女性中這個比例是50%。沒有父親陪伴長大的男孩在學校表現更差，並且社會適應不良。他們存在注意問題或情緒問題的可能性也更大，並且他們更有可能沈迷視頻遊戲。”那些在生活中有父親陪伴的年輕男性，每周與父親進行面對面交談的時間也少於半小時。

我們可以做些什麽來改變這個狀況嗎？津巴多和庫隆布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建議。政府可以制定政策，來加大支持父親在兒童生活中發揮作用，從陪產假、在離婚和監護權爭端中給父親更平等的權利，到為那些生活中沒有父親的孩子提供積極的男性榜樣的導師計劃。學校可以雇用更多的男老師，恢復體育課來給男孩在學校消耗能量的時間，通過能滿足男孩快速學習需求的技術來使教育更有互動性。

父母也可以提供幫助，他們可以讓男孩承擔責任，幫助他們學習如何實現目標，教育他們如何進行時間管理，以及勇於跟他們討論“性”和其他“禁忌”話題。在這件事情上，媒體也不能置身事外。

女孩的性感化 美國心理學會仔細分析了這一趨勢的數據、成因和後果，而貝茲娃娃（Bratz doll）的流行以及女孩們越來越“性感”的服裝，正是推動她們這麽做的其中兩項因素。首先，女性和女孩在媒體中被性物化（sexually objectified）的比例是男性和男孩的3倍。一項研究發現，大多數只有6歲大的小姑娘就會選擇一個“性感”形象而不是“普通”形象，來作為她們的理想自我形象。當女孩和女性接受了物化的媒體信息時，數據顯示她們的自尊水平下降，憂鬱和焦慮風險提高，並且進食障礙的患病率增加。

只有那些看更多電視並且有一位自我物化的母親的女孩才更有可能選擇“性感”娃娃。如果母親將媒體視為一個“教學時光”，和女兒討論各種行為以及各種情況是現實的還是不現實的，那麽她們的女兒選擇“性感”娃娃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政府可以開發一些鼓勵女孩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項目，如關於學業、運動和藝術的項目。學校可以制訂教學計劃，來教育女孩將自尊建立在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之上，而不是身體外貌之上。媒體可以製作節目，將女孩刻畫為有能力的、強壯的並且非性感化的形象。所有成年人可以樹立基於人性而不是外貌來尊重他人的榜樣。

父母還重要嗎

有些發展專家認為，隨著青少年同伴群體的影響越來越大，父母、家庭和童年經歷的影響近乎消失了。在美國社會，青少年報告說，自己和同伴交流的時間是和成年人交流時間的4倍以上。在和同伴的相處中，青少年改善了自己的社交技巧，並且嘗試不同的社交行為。漸漸地，青少年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他們想成為什麽樣的人，以及他們將尋求什麽樣的關係有了明確的界定。

對於青少年來說，父母還是重要的嗎？答案毫無疑問是“是的”。如我們所知，如果父母持續監管青少年的活動，並在這一時期和他們保持開放而健康的交流，那麽他們的孩子更可能成功地應對青少年期的挑戰。高質量的親子關係仍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最強預測指標。

青春期是動蕩期嗎

孤獨、憂鬱和害羞等問題也會在青春期變得嚴重，它們是青少年自殺率急劇上升的原因之一。對青少年自殺的研究顯示，誘發類似悲劇的經歷經常是一次羞辱或丟臉事件，例如，沒有達成某一項目標或者遭到異性的拒絕。年輕人強烈的社會和個人動機加上他們過度活躍的情緒化大腦，使得他們的目光短淺，他們意識不到即使再困難的時光也終會過去，以及每一個人都會犯錯誤。

在這個時期，個體可能會與父母發生衝突，經歷極端情緒，並且做出危險行為。對於某些人而言，他們在青春期確實會面臨人際關係和自尊方面的壓倒性問題。然而，對於大多數青少年而言，青春期並不是焦慮和憂鬱的時期。雖然許多父母猜測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後，他們的親子關係會遭遇坎坷，但普遍情況是，這還是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事實上，絕大多數青少年報告，他們與父母很親近。一般而言，在青春期遇到麻煩最少的個體往往擁有權威型父母—這類父母在給予孩子回應的同時也對孩子有高標準的要求。具有最多困難的青少年大多來自寬容型或專制型教養方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