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與童年創傷失去連結

文森.費李迪(Vincent Felitti)醫師跟科學家羅伯.安達(Robert Anda)博士合作。計畫稱為｢負面童年經驗｣研究。請受訪者回答約十類童年可能發生的負面事件，如性侵、精神虐待、受冷落等。接著是一份詳細醫療問卷，測試受訪者可能會出現的各種症狀，如肥胖和成癮。表單上還有一題：你現在是否為憂鬱症所苦？

結果發現，無論哪種類型的童年創傷經驗，都會提高成年後的憂鬱機率。舉例來說，童年經歷6種創傷事件者，成年憂鬱機率是無創傷經驗者的5倍；而童年經歷7種創傷事件者，成年出現自殺傾向的機率會爆升31倍。創傷愈重，就愈可能出現憂鬱焦慮和自殺傾向。值得注意的是，精神虐待比其他任何創傷，甚至是性騷擾，更容易造成憂鬱。在各種創傷類型中，被父母虐待名列憂鬱症最大推手。

兒童在經歷巨大創傷時，常會將過錯歸咎於自己。

為何許多經歷童年暴力者會有相同的感受呢？為何許多人會有自殘行為，如讓自己變胖、嚴重成癮或自殺傾向呢？小時候，你幾乎無力改變環境，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但不能做什麼。

第二、你可以選擇認為錯在你。因為如果是你的錯，你就可以做些改變，讓狀況不同。

就是這樣，小時被性侵的婦女選擇發來胖保護自己免受潛在強暴犯的侵害。但這有其代價！如果你對自己承受的苦難有責任，某程度就是承認這是你罪有應得。認為自己應該受傷的孩子，長大後也不會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對待。

作者一直閉口不談童年時遭受的暴力和虐待，直到25、26歲遇到一個很棒的治療師，向他描述整個童年，告訴他一直以來說服自己的一套說法：會發生這些事是因為我自己有錯，這是我應得的。他對作者說：｢聽一下你自己說了什麼。你認為任何一個小孩都應該被那樣對待嗎？如果你看到一個成年人對10歲孩子這樣說，你會有什麼想法？」一開始，作者會為當時對他施暴的成年人找理由，並攻擊自己童年的記憶。一直到後來，才逐漸了解治療師說的話。於是，作者感受到他的羞恥感得到真正解脫。

關於兒時創傷所帶來的問題，日後我們再分享布魯斯.D.培里(Bruce D. Perry)醫師的書。

與階級和尊重失去連結

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因為罹患憂鬱症而研究狒狒。羅伯發現雄狒狒在兩種狀況下壓力最大：地位受威脅和地位低落時，跟憂鬱者一樣會有高濃度的壓力賀爾蒙。

心理學家保羅.吉爾伯特(Paul Gilbert)表示，憂鬱某程度來說是人類的｢屈從反應(submission response)｣就像底層狒狒低姿態放出來的訊息：不要再出手了，我都被揍了。我對你沒有威脅，我認輸。

在某種程度上，憂鬱是不是人們對現代社會帶來｢羞辱感｣的反應？

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和理查.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夫婦知道，若將羅伯的見解套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會發現在高度不公平的社會中，如美國，人們心理壓力比較大；但在像挪威這樣的高度公平的社會中，人們的心理壓力較低。

不平等似乎會助長憂鬱和焦慮。當社會有極大的收入和階級落差時，會產生｢某些人很重要，其他人完全不重要」的感覺。在面對這樣的壓力時，更多人會無意識地採取隱藏在演化中的某個行為表現—垂頭喪氣，覺得被打敗了。

其實，這個研究驗證了馬斯洛需求理論所提到人都有被尊重的需求。在狒狒封閉的社會階級中，牠們需要底層成員來出氣。但人類是有選擇的。我們可以用實際方法瓦解階級，打造更公平的社會，讓所有人受到尊重並擁有自己的地位。

與大自然失去連結

演化生物學家伊莎貝爾.貝恩克(Isabel Behncke)發現野外倭黑猩猩有時被同類霸凌，此時牠們會表現出不一樣的行為，例如無法控制地抓癢、坐在群體邊緣向外看、或者較少理毛並拒絕其他同伴幫忙梳理。她認為這是憂鬱倭黑猩猩的表現。野外倭黑猩猩的憂鬱程度是有限的，但動物園內，似乎沒有憂鬱底線。在自然棲地上，伊莎貝爾從沒見過倭黑猩猩有｢嚴重而長期的憂鬱｣，但在動物園內，這些狀況很普遍。

伊莎貝爾想知道：為何動物離開了自然棲地會變憂鬱呢？當人類被剝奪了大自然，是否也會憂鬱呢？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的科學家費時3年，追蹤5千多個家庭的心理健康狀態，尤其是從有綠地的鄉間移居城市者。結論是移居綠地者的憂鬱程度大幅改善，而搬離綠地者的憂鬱程度則會惡化。

為了排除其他因素，例如，鄉間社區感較強、犯罪和汙染較少。另一個英國研究選擇了條件類似的貧困內城區，比較有無綠地的差異。結果發現，在綠地較多的社區，壓力和憂鬱的比例較低。

另一個研究讓住市區的民眾到郊外散步，再測試他們的心情和專注力。一如預期，所有人的心情都變好的了，也更能專心。憂鬱的人改善幅度是一般人5倍。

原因何在？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我們是動物，動物就是要動。科學證據顯示，運動能有效降低憂鬱焦慮發生的機率。科學家比較過在健身房跑跑步機和在大自然跑步的差異，他們發現，兩者都有助於降低憂鬱症發生的機會，但在大自然中跑步的效果更為明顯。那麼，還有什麼因素呢？

20世紀生物學最重要的人物愛德華.威爾森，曾提出人類天生具有｢親生命性(biophilia)｣的能力，那是一種內建的、對自然的愛。任何動物，只要被剝奪其在演進過程中居住的自然環境，都會變得憂鬱。

社會科學家高登.歐利恩斯，茱迪絲.赫瓦根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試者合作，讓受試者觀看各種景觀照片，類型眾多，從沙漠到都市到莽原都有。他們發現，不管大家的文化背景如何，人們都喜歡非洲熱帶草原這一類的地理環境。他們認為，這當中一定有什麼原因，這是與生俱來的能力。

另一個伊莎貝爾認為大自然會使憂鬱焦慮者變快樂的原因。變憂鬱或焦慮是一種被自我(ego)囚禁的過程，外面的空氣進不來。然而，已有許多科學家指出，到戶外接觸大自然能觸發完全相反的感受—敬畏感。在大自然面前，人會覺得自己和自己的煩憂是渺小的，而世界很大，這種感覺會讓自我縮小到可以掌控。即使你自己不知道，你一直在一個網路裡，你是這個巨大的體系內的一個節點。

1970年代，在南密西根州州立監獄有半數牢房可看到起伏的農田和樹木，另外半數只能看到光禿禿的磚牆。建築師厄尼斯特.摩爾研究了這兩種牢房受刑人(除此外無其他差異)的醫療紀錄，他發現能看到自然景觀的受刑人，其出現生理、心理疾病的機會比看步道自然景觀的受刑人低24%。

因此，定期或不定期地接觸大自然，更好地是在大自然中運動，也能相當程度地改善憂鬱的狀況。

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失去連結

心理學教授邁可.錢德勒(Michael Chandler)在1990年代開始研究加拿大第一民族(原住民)自殺的相關統計數據。結果發現自主程度愈高的社區，自殺率最低；而自主程度最低者則有最高的自殺率。

對無權掌握自己認同的第一民族族群來說，要在心中建構一個有希望或穩定未來的想像是困難的。但對有權控制自己命運的第一民族來說，他們能輕易想像未來，因為他們有決定的權力。缺乏未來感會助長自殺率。正面的未來感會給人安全感。如果今天過得不好，你可以這麼想：現在會痛，但不會永久痛。但是，沒有未來感時，你會認為傷痛永遠不會消失。

過去30年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愈來愈多人對工作有不安全感。美國和德國約有兩成人口失業，只能做臨時輪班工作。

而台灣跟美國企業一樣，動不動就裁員，也讓我們這一代的人，在工作上有相當大的不安全感。我個人認為，這可能也是造成結婚率跟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與基因與大腦角色的變化

人在重度憂鬱時大腦會出現什麼變？而這些變化是否會讓憂鬱更難康復？馬克.路易斯說，從大腦掃描就能看出憂鬱和重度焦慮者與一般人不同，他們大腦中不快樂、受威脅感相關的區域較為明亮，這些區域會變大、變活躍。

長期痛苦狀態會使大腦認為必須備戰，於是削弱了與快樂有關的突觸，強化恐懼絕望的突觸。因此，即使原本造成痛苦的原因消失後，憂鬱或焦慮依舊不散。發現此原理的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說這是｢滾雪球｣效應。

告訴憂鬱者這一切單純是大腦的問題，就等於是給他們一張錯誤地圖。這張地圖既無法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為何有這些感受，也無法讓他們找到歸途，甚至還可能困住他們。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es of Health)的雙胞胎研究，科學家發現，憂鬱症約有37%與遺傳有關，而嚴重焦慮則約有30%到40%與遺傳有關。
遺傳學家阿夫沙龍.卡斯比(Avashalom Caspi)的研究團隊追蹤了千名紐西蘭兒童長達25年，從嬰兒期到成年期。其中一個研究目的是要找出會讓人容易出現憂鬱的基因。

他們發現，有個名為5-HTT的變異基因跟憂鬱有關。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人都有來自基因的遺傳，基因會被環境啟動，會因境遇而啟動或關閉。研究顯示，有這類基因者較可能憂鬱，但也只限於曾經遭逢巨大壓力事件或童年蒙受重大創傷者。基因會提高風險，但無法決定命運。助長憂鬱和焦慮的基因因素確實存在，但要有環境和心理因素加以觸發才會作用。

長期以來，我們都是聽到以這兩種方式思考憂鬱，要不就是道德淪喪、軟弱的表現，要不就是腦疾。這兩者對終結憂鬱或洗刷憂鬱汙名都沒有太大幫助。但我現在知道我們還有第三個選擇，就是將憂鬱視為對生活方式的反應。如果憂鬱是對生活方式的反應，別人就會發揮同理心，因為人人都有機會碰上。憂鬱不是怪病，而是人人都會有的脆弱來源。

英國心理學家魯弗斯.梅伊說當病患帶著嚴重憂鬱或焦慮來找他時，他告訴他們：｢會有這種感覺不代表你瘋了，也不代表你壞掉或是有瑕疵。」有時，他會引用印度哲人吉杜.克里希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話：｢能在病態社會裡游刃有餘者，是真的健康嗎？｣

以上就是作者研究調查的9個原因的簡單介紹，針對以上9個原因，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有些方法可能很理想化，但作者認為目前很理想化不代表不可能實現，就像同志平權的爭取歷史。本文就不再介紹，建議讀者自行買書來看。

最後，用書中提到一個溫暖的小故事作為結尾，或許治療或甚至預防憂鬱症最好的方法，就是過著人與人互相關懷與幫助，像部落般的生活，讓每個人都有能力過好自己的人生。

21世紀初，南非精神病學家德瑞克.薩默菲爾德(Derek Summerfield)到柬埔寨研究｢與危險共存｣如何影響當地人的心理健康。在他抵達前不久，抗憂鬱藥物才首度在柬埔寨上市。但是｢抗憂鬱藥物｣在高棉語中並無直接對應字，這是當地人不懂的詞彙。德瑞克跟當地人解釋，憂鬱是一種擺脫不掉的嚴重悲傷感。柬埔寨回說確實有人遇到這種情況：

有位農夫被地雷炸斷左腿，裝了義肢，他對未來充滿著焦慮和絕望。當大家發現此人意志消沉時，醫生和他的鄰居與他比鄰而坐。他們知道他就算裝了義肢，也很難回去做梯田的工作。持續的壓力和疼痛，斷了他的求生意志，使他想放棄。

於是，他們想到一個方法，他們認為他可以勝任酪農，因為比較不需要靠裝著一隻的腿走路，除了較不必忍受疼痛外，不愉快的回憶也會比較少。他們給了他一頭牛。

他的人生就此改變，嚴重憂鬱症狀煙消雲散。他們告訴德瑞克：｢醫師，你看，牛就是止痛劑、抗憂鬱劑。」對他們來說，抗憂鬱劑的功能不是去改變大腦的化學狀態，那在他們的文化中是奇怪的想法—解憂方法是跟整個群體有關，讓抑鬱寡歡者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相較於我們長久以來所接受的化學抗憂鬱劑，重建連結是社會和心理的抗憂鬱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