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2.中國缺乏尊重生命的傳統

我在北京看一份《新京報》，經常會有一些報導，讓人看了非常難受。前不久北京發生這樣一件事，城管執法，拆違章建築。確實是違章建築，街旁邊原來的房子前搭了一個裁縫鋪，城管開著車去拆。那個外地來的女裁縫就哀求，當然不答應，她就暈倒了。房東是一個懂醫的老太太，她一看這個女裁縫大小便失禁了，就知道事情不好，非常危險，就求城管，因為他們有現成的車，求他們趕緊送醫院，要不然就沒救了。城管說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只管執法。女房東只好在街上攔出租車，一輛輛都不停，最後她跪在馬路中間攔，終於攔上了一輛，可是這個女裁縫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有氣了。這件事引起了輿論的強烈批評，那些城管聽了滿不在乎，仍然強調他們的職責是執法，不是救人。一個人只要有一點兒仁慈之心，對生命怎麽會是這種態度！

這兩天我還看到報紙上說一個事。瀋陽有一個女孩，16歲的中學生，家裏窮，老是餓肚子，實在太餓了，在便利店偷了一個麵包，被老板娘抓住了。這個女孩就求饒，說我實在太餓了，請你原諒，我再也不敢了。老板娘說不行，我一定要報告你的學校。這個孩子特別害怕，報告了學校，她一定會受羞辱，可能還會受處分，就自殺了。她留了一份遺書，說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但是我真的太餓了。事後記者採訪那個老板娘，老板娘說我抓小偷有什麽錯，死了就死了，和我有什麽關系。對生命冷漠到這等地步，真是令人發指。

在今天的中國，對生命冷漠乃至冷酷的現象比比皆是，惡性事件經常發生，包括野蠻執法、醫療事故、見死不救、假藥、偽劣食品、礦難、交通事故、兇殺等等，使人感到在中國生活沒有安全感，中國人的命是不值錢的，不知道什麽時候就被剝奪了。

在一個社會裏，絕大多數人是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們才會有安全感，那才是一個人待的地方。其實從天性來說，人沒有那麽惡，我相信孟子的說法，孟子是性善論者，人都有善的萌芽，同情心應該是人性裏普遍的東西。但是，為什麽我們社會上能看到的同情心這麽少？為什麽本來人人都應該有的東西沒有表現出來？原因在什麽地方？有的人說是因為市場經濟，導致了人人追逐利益，因而漠視生命。我說不對，這個賬不能算在市場經濟頭上。同樣搞市場經濟，西方國家很少出殘害生命的事，當然也會出，往往是個案，一個瘋子搞出校園槍殺案之類，一旦出了，那就是特大新聞，全社會震驚。他們沒有那種對生命的普遍冷漠，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有安全感的。

真正追究起來，原因恰恰是我們的市場經濟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法治還沒有建立起來，合理的利己得不到保護，損人的行為得不到懲罰，在這樣一種環境裏，善良的人可能倒楣，誰還敢善良啊？自顧尚且不暇，久而久之，對他人的同情就會越來越弱。一個社會如果許多天性善良的人都不敢善良了，這個社會就一定是出問題了。要讓人們敢於善良，樂於把同情心表現出來，施之於人，要讓尊重生命成為社會上的一個常態，不是只在發生重大災難時表現一下，過了又一切照舊，那就必須改變這個社會環境，根本的出路在於建立法治社會。

　　現在種種不尊重生命的現象，從制度層面上看，原因在於法治的缺失，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要追溯根源，我認為有歷史的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裏，個體生命的價值是始終沒有受到尊重的。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理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這樣的一個觀念，我們一直是缺乏的。按理來說，中國文化的主體是儒家倫理，儒家倫理最強調的是仁義道德，強調人和人之間要有同情心、要有仁愛，可是結果在政治實踐中，這個仁愛根本沒有體現出來，在專制體制下，個體生命完全沒有價值，這裏面就有一個矛盾。毛病出在哪裏？我認為出在儒家倫理本身。

人有兩種本性，第一本性是利己，是愛自己的生命，第二本性才是推己及人，對他人的生命發生同情。所以，同情心是由利己心派生出來的，它有一個前提，你只有愛自己的生命，你才可能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從而同情別人的生命。如果你對自己的生命都不愛，怎麽可能對別人生命產生同情呢？不可能的。你首先對自己的生命要有一種敏感，才可能對別人的生命也有一種敏感。一個對自己的生命麻木的人，他對別人的生命一定是冷漠的。儒家倫理的問題在哪裏？它對第一本性也就是人的利己本能是否定的，你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追求，你就是小人。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裏，追求自己的利益不但得不到鼓勵，而且受到壓制。利己原是本能，壓制的結果，人們都羞言個人利益，造成了普遍的虛偽。一個社會如果把生命本能當作萬惡之源予以杜絕，就會使人們的生命感覺普遍趨於麻痹，同情心怎麽可能發達呢。儒家這個否定利己的傳統根深蒂固，直到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批判得最多最厲害的仍然是個人主義，把利己和損人捆在一起予以否定。

　　另外，在推己及人的時候也有問題，按照孔子的說法，叫作“能近取譬”，就是能夠從自己身邊開始貫徹道理。可是，這個身邊太局限於、太強調家庭和宗族了，結果儒家倫理的仁愛就歸結為兩條。一個是孝，父子關系，兒子要忠於老子，另一個是忠，父子關係在社會上的一個放大，臣民要忠於君主，忠於皇帝，於是形成了全中國的一個宗法等級秩序。在這個宗法等級秩序中，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個體生命毫無價值，毫無權利。皇帝是天子，天的獨生子，是寡人，天下獨此一人，權力至高無上。就像嚴復說的，中國哪有國啊，沒有國，整個國都是皇帝的私產，在皇帝面前，人人都是奴隸，都等於零。孟德斯鳩說得好：在民主政體下，人人平等，每一個人什麽都是；在專制政體下，也人人平等，每一個人什麽都不是。

3.中國的人治傳統

法治的出發點是尊重生命價值，保護生命權利。既然中國文化傳統中缺乏尊重個體生命價值和權利的觀念，法治就無從談起。因此，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也就沒有個人自由這個觀念，而保護個人自由正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一百多年前，嚴復已經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與西方比，中國最缺的就是個人自由的觀念，自古至今講治理國家的書浩如煙海，但是沒有認為讓老百姓自由就是最好的治理辦法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西方的政治傳統發端於古羅馬時期，隨著希臘城邦解體，人不再是城邦的一員，獲得了兩個身份，一方面是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是全人類的一員，是世界公民。由此形成了兩個重要觀念：第一，個人自身就是價值，擁有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第二，人人生而平等，有共同的人性，是人類世界的平等成員，服從於普遍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自然法的思想，法治理論實際上是從自然法思想發展來的。中國的政治傳統由儒家奠定，在漢代得到確立，基本上是宗法倫理、君臣父子那一套，找不到這兩個重要觀念的影子。

不過，道家是有初步的個人自由觀念的。老子的政治哲學是無為而治，郭象註莊子說：“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嚴復認為這是最接近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可惜沒有得到運用。從人生哲學看，莊子非常推崇個人的精神自由，提倡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境界。儒家重宗法關係，道家重個人獨立，但是道家思想對中國政治傳統影響甚微，只是成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失意時的精神安慰。

為了保護個人自由，法治理論強調私域和公域的劃分。嚴復把穆勒的《論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就是強調這個劃分。私域是個人享有充分自由的領域，任何他人包括政府不能侵犯，不能實施強制。比如私人住宅，歐洲中世紀有一句諺語：風能進來，雨能進來，國王不能進來。公域涉及公共利益，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責任。但是，自古以來，我們沒有私域與公域的劃分，既沒有受法律保護的私人領域，也沒有人人必須負責的公共領域。梁漱溟說得好：在西方，公眾的事大家都必須參與做主，個人的事大家都無權過問；中國恰好相反，公眾的事大家都不必參與做主，個人的事大家有權過問。嚴復也說過，在中國，人人對自己私人的事情都沒有權利，所以也就對公共的事情都不負責任。他形容中國人對於公共利益實行的是兩個政策，一個叫無後政策，不為子孫留餘地，還有一個叫短命政策，也不為自己計長遠。魯迅也說，中國人對於公共財物，內行就把它偷走，外行就把它毀掉。西方人把利己本能引到對大家有利的軌道上，倡導一種建設性的自私，我們壓制利己本能，結果反而促成了一種破壞性的自私。法治是規則下的自由，我們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規則，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方面都受了損害。

在西方歷史上，市場經濟和法治秩序之間有一種共生並長的關係。市場經濟不是無序狀態，而是一種秩序，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而這個規則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在漫長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形成了一些共識，比如公平競爭、誠實無欺、守信用等等，這樣才能大家都得到利益、不受損害，這些共識就成了規則。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在人人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整理出了一種對人人都有好處的秩序。當然，在秩序形成的過程中，西方社會尊重個人權利的傳統起了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的規則是生長起來的，而不是政府制造出來的，這一點很重要。因此，政府的職責是保證規則的遵守，懲罰違反規則的人，也就是為個人和企業從事經濟活動、展開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就像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斯賓塞所強調的，政府的責任不是直接為人們提供幸福，而是保護人們追求幸福的自由。西方尤其英國長期的傳統是政府不參與、不干涉經濟活動，只管依據法律裁決糾紛，另外就是收稅並且合理地使用。

但是，在中國，從秦朝開始就是政府管一切，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在中央集權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下，市場經濟的發展相當微弱，使得市場經濟的規則也難以自發形成。在中國，人治是極其強大而悠久的傳統，它實質上是宗法等級制度，是一種家長式的秩序，長官意志決定一切。市場經濟和法治秩序本來是共生並長的，可是，在我們這裏，一方面，在牢固的人治秩序下，市場經濟難以發展，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微弱的條件下，法治秩序又難以形成，這成了一個困局。這正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4.市場經濟必須有法治秩序配套

法治理論的重點是防範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在這個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它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個人自由，防阻強制的發生，因此，有悖於這個目的的法律條文，即使是由立法機關頒布的，本質上也是非法的，應該廢除。

第二，法律是普遍性的規則，不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第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須受法律支配，在法律的範圍內施政。

第四，權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項主要權力分立，以保證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判決不受行政干預，同時監督政府對法律的遵守。

這些是一般性的原則，要真正付諸實現，仍有賴於市場經濟和法治秩序的共生並進，使秩序逐步形成。現在我們市場經濟的秩序遠遠沒有形成，規則還很不完善，已經有的一些規則沒有得到遵守，還有很多所謂的規則不符合法治精神，對個人自由構成強制，不是真正的規則，是人治的東西。

從市場經濟來說，規則可以分兩類，一類涉及私人領域，另一類涉及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的規則，主要是對自主經營權和財產權的保護，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公平競爭。其中，財產權是重中之重。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允許每個人憑自己的能力和運氣去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這個經濟利益最後就體現為財產。如果財產不受到保護，可以被任意剝奪，所謂經濟自由就是空話。一切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都必定要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在他們的憲法裏。

公共領域的規則，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共財政的管理，二是公共價值的保護。前者主要是稅收及其合理使用。在西方法治國家，納稅是公民最重要的義務，逃稅是大罪，必定會被追究。

根據2005年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報告，中國稅收負擔在全世界排行第二，這個負擔大部分落在了民營企業家身上。政府拿了納稅人的錢，無非是用於行政、國防、公共安全、醫療、教育、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開支，這裏面就有一個合理使用的問題，真正做到對納稅人負責，取之於民也用之於民。這是規則，如果使用得不合理，就是不守規則。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政府不太守規則，揮霍納稅人的錢，三公消費達到天文數字。腐敗也很嚴重，2004年著名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中國排在第71位。醫療和教育是最應該花錢的領域，但政府卻舍不得花，負擔落在老百姓身上，大量窮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醫療公平性評估，在191個成員國裏，中國排在第188位，倒數第四。從支付能力也就是學費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看，中國大學的學費也是世界最高的。

公共價值的保護包括環境保護、生態保護、資源保護、文化遺產保護、自然遺產保護等等，這也是公共領域裏的重要規則，政府的責任是制定相關的法律，並且嚴格執行，對於違背的企業予以處罰。可是現在的情況是，許多違背這方面規則的項目恰恰是政府批准和支持的。為了做大項目和形象工程，或者出於權力尋租的需要，官商勾結，肆意破壞環境，破壞資源，破壞文物，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05年環境可持續指數的排名，在144個國家和地區裏，中國排在第133位。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公布全球空氣汙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國占了7個，其中包括北京，太原名列第一。

癥結在哪裏？就是政府的權力太大了，缺乏約束的機制，實際上還是人治，使得權力有巨大的尋租空間。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藥監局，現在在審判鄭筱萸，藥監局原來的局長，他下面的幾個司長也都是貪官，這一窩貪官把中國的藥品市場搞得亂七八糟。他們居然有這樣的能耐，上台之後開始搞所謂新政，把地標改為國標，批藥的權力全部收歸藥監局，所有的藥進行重新認證，以前認證了的都不算數。三個月內居然批了十幾萬種藥品，怎麽審查得了呢？其實就是要藥廠用錢去買批文，一個批文幾百萬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索賄受賄。這個藥的成本就非常高了，藥廠也有辦法對付，很多老藥改一個名字，把價格提高幾倍甚至幾十倍。為了推銷這些價格高得離譜的藥，藥廠就派出大量所謂醫藥代表跑醫院，給醫院和醫生回扣。這個負擔最後當然是落在病人身上，2002年他們上台之後藥價飛漲，看病貴成為非常突出的問題。現在審判他們的一個主要罪名是玩忽職守，我就想不通，他們怎麽能這麽長久地玩忽職守，老百姓早就怨聲載道了，怎麽就沒有人管他們，沒有人管得了他們？在一個法治社會裏，這是不可想象的，就那麽幾個人把藥品市場搞得一團糟，不但藥價飛漲，而且假藥泛濫，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事例充分說明，在我們國家，市場經濟的真正的、健康的秩序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在市場准入和商品流通的環節擁有巨大的權力，這個權力其實是擾亂市場的主要因素。市場經濟成熟的過程，秩序形成的過程，就應該是政府權力逐步受到限制、逐步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事實上，什麽地方政府對經濟管得少，那個地方市場經濟的秩序就比較好，民營經濟發展得就比較快。權力必須與市場脫鉤，否則法治建設無望，市場經濟發展無望。

~~摘錄自《幸福的哲學》第三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