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二、尊重靈魂：信仰從大一統意識形態向個人精神生活的轉型

1.人的高貴在於靈魂

我們現在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信仰的缺失。現在大家普遍感覺我們這個社會道德狀況很差，根源在什麽地方？我認為一個是因為前面說的法治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缺乏一個獎善懲惡的制度環境，另一個就是許多人沒有信仰，缺乏一個揚善貶惡的精神環境。

人為什麽要有信仰？因為人是有靈魂的。所謂人有靈魂，是說人有精神上的追求，如果讓人像動物那樣僅僅過肉體的生活、物質的生活，吃飽喝足，這樣過一輩子，作為人來說是不會甘心的。人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人的這種靈魂的追求，可以說是人身上的神性，它正是人比動物高貴的地方。這個神性應該有一個來源，所以基督教就創造了一個上帝，或者用某些哲學家的說法，就是宇宙應該有一個精神性的本質。我們的確很難用科學來解釋人的這種靈魂追求，比如用進化論也許可以解釋猴子怎麽變成人，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最後怎麽產生了人的大腦，但是沒法解釋人的靈魂追求是怎麽產生的。事實上，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在生存鬥爭中往往是處於不利地位的，一個人太看重靈魂生活，在實際生活中很可能會倒楣，未必有利於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那麽，這種把靈魂生活看得比肉體生存更重要的價值取向，它必定有一個超越於生物學的來源，不管你把那個來源叫作上帝還是別的精神實體。我想我們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信不信某一種宗教，我們起碼要承認，人應該有一種更高的生活，比純粹的物質生活、世俗生活更高的生活，承認了這一點，我認為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一個人有信仰，有靈魂的追求，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道德有兩個基礎，一個是同情，我在前面已經談到，這可以說是道德的初級基礎，是人與獸的區別的起點。另一個是尊嚴，這可以說是道德的高級基礎，是人與獸的區別的頂點。如果說同情是人與人之間以生命相待，那麽，尊嚴就是人與人之間以靈魂相待。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同情相當於孟子說的惻隱之心，是仁的開端，尊嚴相當於孟子說的羞惡之心，是義的開端。荀子也強調，義是人與萬物的區別之所在，是人的尊嚴之所在，人因為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在西方哲學中，關於人的尊嚴，講得最好的可能是德國哲學家康德。他說人有兩個部分，作為肉體，人生活在現象世界裏，跟其他生物差不多，要服從自然規律，是不自由的。但是，作為靈魂，人是生活在本質世界裏的，是自由的。何以見得呢？他說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就是人能夠為自己的行為立法。他說的這個“法”就是道德法則，人能夠按照道德法則來做事。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他受自然法則支配，而道德法則和自然法則往往是相反的。自然法則要人趨利避害，而作為道德的人卻要讓自己的行為體現出做人的尊嚴。用康德的話說，你要這樣行為，可以讓你的行為準則成為全世界的人的行為準則。

康德由此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就是人是目的，永遠不能把人當作手段。他說的應該是目的的這個“人”，就是作為精神性存在的人，這才是人的真正本質之所在。這個意義上的人是目的，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他人，你都不能把這個意義上的人當作手段。對自己來說，你不能為了滿足肉體的需要而出賣靈魂，把你身上的高級部分作為手段去為低級部分服務，那樣你就不是把自己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了。對他人來說，你也要把每一個人都看作是一個靈魂，你要尊重他，如果你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損害他人，你實際上就是把他人用作手段了。不光是這樣，當你不把別人當目的而是當手段的時候，當你不把別人當作靈魂的存在而予以尊重的時候，你是侮辱了人性中的高級部分，因此是侮辱了所有的人，也因此是侮辱了你自己。一個人如果不尊重他人的尊嚴，就是不尊重所有人的尊嚴，包括你自己的尊嚴。

一個人意識到並且在行動中體現出做人的尊嚴，他就是一個高貴的人。真正講道德，我認為應該強調兩個品質，一個是基於同情心的善良，一個是基於做人的尊嚴的高貴。我們講道德，往往容易從意識形態著眼，一些具體的道德規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守紀律等等，這些都是表面的東西，沒有觸及道德的根本。真正的道德應該建立在人性中善的成分的基礎之上，就是同情和尊嚴，善良和高貴，這才是道德的根本。

在古羅馬和歐洲中世紀，高貴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貴族不只是門第和身份，在待人接物上是有很嚴格的要求的，要讓人感到你值得被尊敬。在今天這個時代，人們很少把高貴看作一個重要價值了，或者是把它庸俗化，好像擁有豪宅、名車、品牌奢侈品就是高貴。那算什麽高貴啊，不過是錢多罷了。人的高貴在於靈魂，靈魂都丟了，還有什麽高貴可言。

一個靈魂高貴的人，他的突出特點就是待人平等，尊重他人，把每個人都當作有靈魂因而有尊嚴的人對待。一個人尊重他人，實際上也就是尊重自己，在對他人的尊重中，體現出了他的自尊，體現出了做人的尊嚴。

2.中國缺乏尊重靈魂的傳統

如果說法治社會的出發點是對個人生命權利的尊重，那麽，信仰的實質就是對個人靈魂生活的尊重。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兩種尊重都相當欠缺。儒家很重視道德，把道德看作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之所在，但是在儒家學說中，你找不到靈魂的概念，看不到對靈魂生活的描述，道德缺少信仰的根據，最後看重的就只能是道德的社會功能。

這是中西道德的重大區別。西方人的道德是有信仰作為背景的，這和西方哲學的傳統有關系。從古希臘開始，他們的哲學是所謂形而上學，就是對世界本質和人生意義的追根究底的追問，到了基督教，便形成了靈魂來源於並且回歸於上帝的信仰。在這個信仰背景下，道德實質上是個人的靈魂生活，是絕對命令意義上的自律。個人要對自己的靈魂負責，對上帝負責，要帶著一個乾凈的靈魂去見上帝。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哪怕沒有任何人監督我，總有上帝在監督我。

在中國哲學中，形而上學就相當薄弱，缺少那種終極追問。儒家哲學基本上是道德哲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怎麽樣維護好社會的宗法等級秩序，維護好社會的穩定。在缺乏信仰背景的情況下，道德就成了意識形態，成了社會義務和他律。在儒家經典裏，我們也能看到一些言論，強調慎獨，強調個人道德修養本身就是價值，甚至是最高價值，比如孔子說的“古之學者為己”、“人不知而不慍”，孟子說的“天爵”。但是，從總體上看，儒家倫理具有強烈的社會功利目的，所謂修齊治平，修身歸根結底是為了治國平天下。

人性有兩端，一端是獸性，就是生命本能，另一端是神性，就是靈魂追求，處在這兩端之間的是社會性。西方傳統的特點是肯定兩端，中間的社會性是為兩端服務的，這樣建成的社會一定是高質量的。中國正好相反，壓制兩端，只要中間，結果反而得到了一個低質量的社會。我認為這個情況特別值得我們深思。

3.信仰的重建

意識形態和信仰是有區別的，意識形態解決的是社會層面的問題，就是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而信仰解決的是形而上層面的問題，人生意義的問題，就是人怎樣活才有意義。以前我們把這兩個不同的層面混為一談了，改革開放以後，這個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所謂信仰危機，實際上是人們發現不能再用意識形態來指導自己的人生了，每個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信仰、去解決人生意義的問題了。你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麽，怎麽活才有意義，以前是沒有這個問題的，起碼表面上是沒有這個問題的，黨都給你解決好了，一切交給黨安排，你就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吧。現在你如果還是這樣解決的話，就不太夠了吧，當然你可以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但這基本上是社會層面的理想，不能取代你自己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以前常常說共產主義人生觀，其實嚴格地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人生觀，而是一種社會歷史觀，是解決什麽樣的社會是好社會這個問題的，並不是解決什麽樣的人生是好人生這個問題的。現在每個人必須自己去解決為什麽活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而不是退步。

現在仍然有人鼓吹要建立一種大一統的信仰，比如把儒家思想做一番改造，樹為當代中國人的統一信仰。這可能嗎？我認為不可能，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層面的東西，缺乏作為信仰所必須具備的形而上的深度，而且它事實上也解決不了現代人所面臨的複雜問題。我還認為，即使可能，也不應該人為地樹立一種信仰，因為按照本義來說，信仰就應該是每個人靈魂中的事情，不應該是社會統一規定的事情。不過，我並不因此就認為儒學對當代中國人的信仰無所貢獻，它可以成為我們確立信仰的思想資源之一，同時如果有些人自願把它當作自己的唯一信仰，當然亦無不可。

我想強調的是，信仰理應由社會的意識形態回歸為個人的靈魂生活，把凱撒的給凱撒，把上帝的給上帝，這才是正常狀態。作為個人的靈魂生活，信仰必須是自覺的，是個人的一種自覺追求和選擇，因為這個原因，信仰又必然是多元的，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統一。有的人信基督教，有的人信佛教，只要是真誠的，都很好。有的人什麽教都不信，但是很嚴肅地對待人生問題，在認真地思考，也很好。一個人怎樣算有信仰？我提兩條標準。一條是重視靈魂，把靈魂看得比肉體重要，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質生活重要。這實際上就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靈魂是人身上最高貴的部分，要好好照料它。另一條是道德自律，有做人的原則。這實際上也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靈魂是人的尊嚴之所在，不可褻瀆它，要有所敬畏，有一些事情是絕不能做的，做了就不復是人。

現在信教的人越來越多了，說明有這個精神需要。宗教的積極作用，一是有精神寄托，二是有道德約束，這對個人、對社會都是好事。但是，一個人有沒有信仰，不在於是不是信教，宗教只是信仰的形式之一。事實上，信教的人裏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沒有信仰的人，不信教的人裏同樣也有有信仰的人和沒有信仰的人。現在寺廟裏香火鼎盛，佛的本義是覺悟，可是在燒香拜佛的人裏面，真正覺悟的人有多少？大多是在求佛為自己做一件什麽事，滿足自己一個什麽願望，用史鐵生的話來說，他們在向佛行賄。

一個社會沒有法治，許多國民沒有信仰，這是最可怕的，什麽壞事都可做，什麽壞事都會出。我堅定地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法治和信仰。

三、尊重頭腦：文化從實用向創新的轉型

現在人們對創新談得很多，在我看來，創新型文化正是以尊重頭腦的價值為其根本的，為此必須改變我們文化的實用品格。最重要的智力品質是好奇心、獨立思考能力和對智力活動的熱愛，這些也是創新型人才的主要特徵。心智生活是人的高級屬性的滿足，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我們應該鼓勵純粹的科學興趣、藝術興趣、理論興趣等等，在這片非功利性的純粹興趣的肥沃土壤上，最容易誕生大師。

　　為了實現從實用文化向創新文化的轉型，當務之急是改革我們的教育體制，實現從應試教育向真正素質教育的轉變。沒有這個轉變，我們只能培養出許多謀生型、實用型的勞動力，培養不出真正創新型的人才，中國最多只能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不可能成為一個文化大國，在世界上終究是一個二三流國家，開多少孔子學院都沒有用。

最後，我想用我的朋友鄧正來的話來結束今天的講座。正來最近出版了一本書，題目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實際上談的不只是中國法學界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整個思想界面臨的問題。他在書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通過入世和加入一系列國際條約，中國已經真正進入到了世界結構之中，意味著對世界結構規則的修改或制定有了發言資格，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但是，要從形式資格亦即投票資格變為實質性的發言權，就必須由“主權的中國”進而成為“主體性的中國”，不能只是基於民族國家利益說“是”或“不”，而必須有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

　　按照我的理解，這就是要求中國真正形成自己成熟的核心價值觀，在思想上對世界向何處去發揮重大的、積極的影響。只有做到了這一點，中國在今日世界上才可以稱為文化大國。這是一個偉大的使命，它的實現有賴於人文精神指導下的轉型之成功。我今天所談的秩序轉型和信仰轉型，實際上就是要我們國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與世界接軌，成為世界合格的乃至優秀的成員，如此才能擁有正來所說的實質性的發言權。

~~摘錄自《幸福的哲學》第三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