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證據

個案研究是指對個人或少數人作深入及詳盡觀察性的研究。在對一些問題之研究的早期階段，從個案研究或臨床經驗中獲得靈感與啟發是非常有用的，它們提示我們哪些變數值得進一步研究。但個案研究在科學研究後期是發揮不了什麼作用的，因為這時主要研究工作是檢驗特定的理論，個案研究不能提供證實或證偽這些理論的證據。弗洛伊德研究的一個缺點，就是他從來沒有從研究的第一步走到第二步，把個案研究所得到的有趣推想付諸驗證。

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一樣是一些孤立事件，孤立事件的問題是不能用來判定好壞，因為每一個見證都是用來支持某一個理論或療法的，而每一個理論及療法也都有一些支持它的見證證據。這樣一來，我們就無法用之來判斷某一個理論或療法是好是壞，因為其他理論及療法也有支持他們的見證證據。

理解理論檢驗最關鍵的，是要認識｢其他可能的合理解釋」這一概念：一個事件或現象通常可以用許多相互替代的理論解釋。實驗設計的目標，就是組織安排一事件或現象的出現，使其只能用某特定的理論解釋，其他理論則解釋不通。

科學可以說是為各種相互競爭的理論和觀點提供一個自然選擇淘汰的途徑。

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對理論的檢驗沒有價值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安慰劑效應作祟。

保羅研究了幾組在公共場合說話會感到不安及焦慮的學生，其中實驗組接受專門針對說話焦慮問題的減敏治療，有85%得到明顯改善。安慰劑組被告知吃的藥是一種強力鎮靜劑，但實際上只是小蘇打的膠囊；這一組中，50%的人說有明顯改善。第三組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有22%說明顯改善。從這一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心理問題的自然康復率為22%，由於安慰劑效應得到改善的百分比為28%(50%-22%)。而減敏治療的療效則為在安慰劑效應之上的35%(85%-50%)。

儘管見證證據對理論經驗毫無用處，心理學研究還是發現這類證據由於鮮活性效應能受到過度重視。鮮活性效應是指人們過分看重更鮮活和更容易從記憶中提取的證據。

因果與相關

第三變數問題：兩個變數相關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或許是由於一個尚未被測量的、與它們倆都有相關的第三變數所導致。

方向性問題：即使兩變數間確實存在直接因果關係，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也無法僅從相關中反映出來。

取樣偏差：取樣偏差是行為科學中許多虛假相關產生的原因。所謂取樣偏差是指：人們總是或多或少人為的選擇自己的居住環境，因此造成某些行為特徵與某些地區及環境變數之間有關。排除取樣偏差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嚴格操控各個變數的情況下，進行真正的實驗研究。

美國由呼吸道疾病導致死亡人數最多的州是亞利桑那州。亞利桑那州的空氣不是很清新嗎？或許亞利桑那州的空氣的確很清新，或許只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喜歡移民到那裡，然後就在那裡去世。

韋納講述了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故事：

一個飛機分析師想透過分析出擊後返航的飛機，被子彈擊中的彈孔分佈，以確定在飛機上安放加固防彈層的位置。經過分析後，他認為應該將防彈曾安置在飛機上面沒有被子彈襲擊的位置，而不是在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的位置。他的理由是，子彈應該是均勻地襲擊飛機的各個部位。所以，一架飛機能返回，就表示這架飛機被子彈擊中的地方，必定不會對該飛機造成致命損傷。那些沒有彈孔的地方，看來都是要害，因為被擊中該區的飛機都沒能返航。因此，防彈裝置應該安裝在返回飛機中沒有被子彈擊中的部位。

科學實驗

科學思考最重要的幾個特點其實非常容易掌握，那就是比較、控制和操弄。

一個好的實驗設計應該是由科學家操弄他感興趣的自變數，並控制其他可能造成影響的無關變數，隨機編組可以確保各試驗組中的受試者在所有其他變數上相當一致。

隨機編組是一種用來分派受試者到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方法，用這種方法受試者被分配到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機會是一樣的。在實際實驗時，一個用電腦製作出來的隨機亂數表是最常用的分派法。

科學實驗就是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各種關聯性，將單一變數可能造成的影響分離出來。

對心理學｢人為性｣的批評

自然性不是必要條件：為了把某個現象的許多可能原因分開，在實驗研究中設計一個非自然且極少見的情境是很有必要的。

理論探討不需要隨機樣本：分辨隨機取樣與隨機編組的最好方法，是牢記這兩個概念可以構成四種可能的研究類別：非隨機取樣也非隨機編組、非隨機取樣但有隨機編組、隨機取樣但非隨機編組、隨機取樣並有隨機編組。大部分心理學研究採用非隨機取樣，因為它不一定需要，因為他們多數涉及理論探討。 如果用的隨機編組來做實驗，那麼就是真正的實驗研究了；如果沒有用隨機編組，那就變成是相關研究的。因為他們主要是尋找變數之間的關係而已，所以只要做相關研究就可以了，也就無須做隨機編組。

目的主要在於驗證理論的研究，通常稱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目的是從研究資料直接走向現實世界中。

要回答｢這些研究結果怎麼運用到現實生活中？」這一問題，從事應用及基礎研究的工作者會有完全不同的答案。應用學者會說：｢可以直接應用，只要實驗情境與將來應用的情境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了。」因此，像樣本的隨機取樣性及實驗情境的代表性問題，都會影響其結果的應用效果。然而，理論學者會回答，他們的發現不能直接應用於現實生活，他們研究的目的也不在此，因此也不會關心他的研究受試者與其應用群體有多大的相似性，或實驗情境是否反映了真實生活中的情境等問題。但這是不是說這些研究結果就不能應用於現實世界？當然不是。這些結果不能直接應用於現實世界，卻能直接應用於一個理論。而一個理論會在將來與其他科學規律結合，用於解決某個現實問題。

科學進步是累進而非跳躍

關聯原則。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與先前已建立的實徵資料連接，只有在解釋新現象的同時又能與原有的事實證據相容，這一理論才會真的被認為是一個進展。

人們總是傾向於把大躍進的例子泛化成是科學進展理所應當的模式。實際上，科學是一種累積式的運作，遵從的是關聯原則，特性之一就是有許多人參與，而我們是以這些人能幫助我們理解自然界之程度決定他們的貢獻。

證據交集原則。只有當一系列實驗一致地支持某個理論，而又集體地排斥其他重要的競爭理論時，我們才說這一研究領域是高度交集的。

例如下面有五個解釋同一現象的不同理論說法，分別叫A、B、C、D、E，同時在一個時間出現。現在用一連串實驗來驗證它們。設想有一個實驗特別好用於測驗A、B及C理論；研究數據沒有支持A及B理論，但支持了C理論。設想另一個實驗，特別適用於C、D及E理論，而研究數據大致上沒有支持D及E理論，但支持了C理論。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會認為C理論有較強的交集證據。

強調交集的重要性，原因在於心理學的結論通常是靠交集的證據確定的。因為心理學實驗鑑別因果關係的能力通常都比較低。也就是說，支持某一理論的資料，往往只排除一小撮可替代的可能解釋，同時保留許多其他可能的理論作為候選。結果，只有收集大量研究資料後，才能得到較為交集，因而較為有力的結論。

偽科學家的兩個強大的法寶：第一，永遠無法被證偽；第二宣稱這些證據不相關。這種否定通常會着重強調其新理論的突破性。它是如此的嶄新以致使依據其他相關理論所獲得的實驗證據都是無關的，從而只需考慮根據這一新理論框架所涉及到的支持性資料即可。對媒體經常宣稱的所謂突破性發展，我們要永遠帶着懷疑的態度，這點在心理學領域尤為重要。

流行病學研究通常是相關研究，變數之間存有虛假相關的可能性很高；實驗研究雖然具有高度控制，但受試者往往是動物而非人類；臨床試驗雖然是在醫院環境下，將人類受試者置於一個真實的治療環境中進行，又因此有許多因素沒有受到控制，例如安慰劑效應。雖然都有問題，但是當不同方法所得的資料都緊密交集在一起時，醫學研究者就有理由肯定這個高度交集的結論。

評估心理學的實證證據時，心中要想的是科學共識，而不是重大突破；是逐漸交集，而不是飛躍進步。

原因多樣性的問題

我們往往忘記行為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他們好像總是希望能找到一顆百發百中的魔術—造成他們關注的行為之唯一原因。

認識到事物具有多樣的成因這一點非常重要，一方面他提醒我們不要過於依賴單一的原因解釋；另一方面，我們雖然說一個變數只是影響某一行為的眾多因素之一，因此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釋這一行為，但並不等於說這個變數不重要。

交互作用(interaction)：當影響行為的一個因素和另一個因素共同起作用時，他們對該行為會產生與各自單獨起作用時截然不同的影響。

許多有關行為及認知的的負面症狀，其中涉及的是生物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1986年布瑞特米亞和雷米研究了兩組嬰兒：一組是非最佳預產狀況的嬰兒；另一組是正常的嬰兒。在這兩類嬰兒出生後，再各自隨機編組到實驗組和控制組，然後對實驗組進行為了防止出現輕微智力遲緩而設計的特別育嬰方案，控制組則沒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顧。當這些孩子長到4歲時，對他們的認知發展能力進行測試，發現在特別育嬰方案下接受照料的兒童中，非最佳預產狀況出生的兒童，與正常兒童在認知能力上沒有明顯差異。但是，在沒有得到特殊照顧的兩個控制組中，非最佳預產狀況出生兒童的表現，低於正常兒童的認知發展水準。

人類5-HTT基因的變種現在已被發現與嚴重憂鬱症有關，帶有S型變種的人比帶有L型變種的人更容易得到這種病症。不過帶S型變種的人，也只有在遇到人生重大事件的創傷(例如，虐童或棄養、失業或/及失婚等才會發作。(2006)

人類基因中的MAOA之變種與反社會行為有關聯。這個基因的一個變種增加了反社會行為的可能性，但是只有當其他的成因，如虐童或不順產或惡劣家庭環境等同時存在時才有這一關聯(2008)。

1994年耐特、強森、卡羅和艾森柏格在研究6~9歲兒童的利他行為時，探討了影響兒童助人行為的心理因素，諸如同情心、同理心和對金錢的認識。他們發現，當單獨探討它們和利他行為之間的相關很低。然而一旦將這些變數放在一起看，對利他行為就有很高的預測能力。例如，具有較強的同情心，同理心，並對金錢有所認識的兒童，捐款的可能性是在這些變數上表現較低之兒童的四倍。

雖然人們通常也承認原因的多樣性，但顯然人們行動的表現往往和這一觀念背道而馳，他們傾向於用單一的因果關係解釋任何事。

犯罪行為、經濟形勢、心理問題都受到多樣因素的影響。

人們認知的罩門--機率推衍

心理科學揭示的所有事實關係都是機率性的。

許多作家都曾指出：｢人們好像生活在一個『有時』及『也許』的世界裡，但是卻希望能生活在『永遠』與『確定』之中。」

每當一個單一個案用來證明機率趨勢無效時，很多人都點頭表示贊同，這反映出他們沒有正確理解統計定律的本質。

心理學中的偶然

人類的大腦已經進化到一個程度，能讓我們不懈地尋求世界上事物存在的各種樣式。對於身邊發生的事物，我們總想尋找它們之間的關係，對它們進行解釋並尋求這些事物背後的意義。

華爾哥(E. Wargo, 2008)在美國心理學會的一份學刊《觀察者》上寫道：｢人腦可以說是一個連接因果的器官--一個永不言倦的意義追尋者。」

自然界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穩定的、系統的、可解釋的因素與偶然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當現時還沒有系統因素可以解釋某一現象時，我們喜歡尋求結構的腦袋通常不會因此停止工作，他會去找一個毫無意義的理論強加在原本是隨機的研究數據上。

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ies)通常會搞出一層又一層的複雜計謀，以幫助那些積極尋求一個穩定解釋的預謀論者，把原本是隨機出現的一連串獨立事件，說成是有預謀的相關事件。例如，許多金融分析者的思維方式就體現了這一謬誤。他們通常對股票市場每一次小小的波動都作出精心的解釋，實際上這種波動可能只是隨機波動而已。

幻覺相關(illusory correlation)：當人們相信兩類事件通常應該一起發生時，就會認為兩個事件一起出現的頻率是比較高的，即使它們同時出現的情況是隨機發生的。

控制幻覺(illusion of control)：試圖解釋偶然的習慣，可能源於我們相信自己可以控制這些事件的深切渴望。

公正世界假設(just-world hypothesis)：指人們傾向於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公正世界裡，每個人都得到他應得的。

承認達不到100%的準確度，實際上反而提高了整體預測的準確性，為了減少錯誤就必須接受錯誤。

精算式預測(actuarial prediction)，是指依據統計資料分析出來的群體趨勢所作的預測。

臨床式預測(clinical prediction)，對個別病患所做的預測。

自從米爾(P. Meehl)的經典著作《臨床式預測相對於統計式預測》(Clinical Versus Statistical Prediction)於1954年出版以來，幾十年間有一百多個研究表明，在每個進行研究過的臨床式預測領域，精算式預測幾乎都優於臨床式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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