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無為

《非暴力溝通》作者盧森堡博士（Marshall B. Rosenberg, Ph.D.）是非暴力溝通中心 (CNVC: The Center for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這一非營利機構的創始人，書的內容是關於他所發展了非暴力溝通模式。

繁體版的的副標題｢『愛』的語言」及書中提到的前言｢非暴力意味著讓『愛』融入生活，讓尊重、理解、欣賞、感激、慈悲和友情來主導生活，而非自私自利、貪婪、憎恨、偏見、懷疑和敵意。」，如果從全書的內容及這段文字來看，不大能看出非暴力溝通與｢愛｣這個概念的關係。

後來看到第一章中提到｢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NVC)借用甘地曾用過｢非暴力｣一詞，來指暴力消退後，自然流露的愛。這種溝通方式也稱為｢愛的語言｣(Compassion Communication)，才知道原來｢愛｣指的是Compassion。後來在簡體版中看到關於Compassion的註釋，覺得寫得不錯，摘錄如下：

｢英語中Compassion一詞由兩部分組成，com意為共同、一起；passion的拉丁詞根passio意為痛苦，compassion直譯過來是：與痛苦同在。非暴力溝通的核心過程｢同理｣的狀態也如此：與他人或自己當下的經驗同在。故馬歇爾.盧森堡博士也將非暴力溝通稱作為Compassionate Communication。在中文中最能夠傳遞compassion的詞為｢慈悲｣。｢慈｣的意思與｢由衷給予｣一致，而｢悲｣譯為同感其苦，則與同理的狀態一致。｢慈悲｣一詞最早由佛教翻譯而為大家所知曉，而這個詞實際所乘載的意思卻是普世、一般化、超越宗教與信仰的，業也正是馬歇爾博士在非暴力溝通中所要帶給大家的--與我們的源頭相連，與生命相連。」

所以，所謂的｢非暴力溝通｣或｢愛的語言｣其實指的是一種｢由衷給予｣(慈)和｢同理」(悲)的溝通方式。

｢非暴力」一詞來自印度在印度。在印度，有一種古老的非暴力生活方式，被稱為｢Ahimsa」，通常的意思是｢非暴力」，後來經由甘地的和平運動及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對生命敬畏的思想而得到了很多拓展。｢Ahimsa」的首要宗旨是：不傷害。作者馬歇爾博士借用甘地曾使用的｢非暴力」一詞，來指代當暴力從心中消融，天性中的善自然呈現的狀態。儘管我們可能並不認為自己的說話方式是｢暴力」的，但我們的言語卻時常引發他人或自己的痛苦。這種非暴力溝通方法也被稱為｢善意溝通」。

馬歇爾博士並非所謂的身心靈成長導師，而是一位勇於面向人性的艱難、調停對立族群和幫派的和平使者。因為他全然相信，當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聽見、理解、連結，心中的｢敵人」自會消融。這便是｢非暴力」的精神與力量：心無敵人。他相信，由衷的相互給予是我們天性所樂見的。因而，他將大部分生命投入對這兩個問題的探尋之中：

是什麼讓我們悖離了天性中的善，做出暴力與毀滅性的行為？
又是什麼使得有些人即使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依然與天性中的善相連？

在探尋的過程中，他深刻意識到語言及我們使用語言的方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後來發現了一種具體的溝通方法：它包含表達與聆聽，能讓我們由衷地給予，與自己和他人建立連結，並充分展現天性中的善意。他稱這種方法為非暴力溝通。

非暴力溝通的過程與實例

非暴力溝通幫助我們重新構建表達自己和聆聽他人的方式，使我們的言語不再只是出於習慣的自動化反應，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覺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礎上，做出有意識的回應。我們既能誠實、清晰地表達自己，也能帶著尊重與同理心關注他人，從而在任何交流中聽見自己和他人心靈深處的呼聲。所以非暴力溝通包括表達和聆聽二個部分，而這二個部分各包括了四個要素：觀察、感受、需要和請求。

首先，我們觀察實際上發生了什麽。不論他人的言行是否有益於我們，我們只是去觀察。要做到清晰表達所觀察到的，我們的挑戰在於不夾雜任何評判。不論喜歡與否，我們只是說出人們做了什麽。

第二步，表達出我們看到這些行為時的感受：是感到傷心、害怕、喜悅、有趣，還是心煩呢？

第三步，表達出我們的感受與什麽需要相關聯。通過對這三個要素的覺察，我們清晰和誠實地表達出自己的狀態。

第四步，一個具體的請求。我們借助這個要素提出對他人的期許，希望他（她）怎麽做來滿足我們的需要，讓我們的生命更加美好。

例如，一位母親想和正值青春期的兒子用非暴力溝通的方式來說話，她可以這樣來表達 ｢菲利克斯，看到咖啡桌下的兩團髒襪子和電視機旁邊的三團髒襪子(觀察)，我很生氣(感受)，因為我希望在我們共用的空間裡能多些整潔。(需要)」緊接著，她可以表達：｢你願意把你的襪子放在你房間或放進洗衣機裡嗎？(請求)」

書中幾乎每章都有非暴力溝通的實例。限於篇幅，這邊將只介紹其中一個非暴力溝通對話的例子。對話中充分呈現了作者由衷的同理及想要幫助對方的非暴力溝通的精神。

非暴力溝通實例:｢殺人犯！兇手！殺孩子的劊子手！」

我曾在伯利恒一處難民營的清真寺裡，向170多位巴勒斯坦穆斯林男子介紹非暴力溝通。演說中，我突然注意到聽眾席中傳來一陣低聲的騷動。｢他們在暗暗說你是美國人！」我的翻譯剛警告完我，一名男子就從台下沖到他跟前，徑直面向我使勁喊道：｢殺人犯！」瞬即，許多人大聲附和道：｢兇手！」｢殺孩子的劊子手！」｢殺人犯！」

幸好，我努力讓自己全神貫注地體會那名男子當時的感受和需要。來難民營的途中，我看到許多前一天晚上射入難民營的催淚彈彈殼，每只彈筒上｢美國製造」這幾個字清晰可見。我理解難民們對美國向以色列供應催淚彈和其他武器滿懷憤怒。我向那個稱我為殺人犯的男子回應道：

馬歇爾：你很生氣，是因為你希望我的政府能改變使用資源的方式是嗎？（我並不知道我的猜測是否準確，但重要的是，我誠懇而努力地體會著他的感受和需要。）

男 子：天殺的，我當然生氣！難道你認為我們需要催淚彈？我們需要排水管，而不是催淚彈！我們需要房子！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國家！

馬歇爾：所以，你很憤怒，你希望得到支持來改善你們的生活條件，並且獲得政治獨立，是這樣嗎？

男 子：你知道我和家人、孩子還有所有人在這裡住了27年是什麽滋味嗎？你能想像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麽嗎，哪怕只是一點點？

馬歇爾：聽起來，你感到非常絕望，你想知道，我或者別人是否能夠真正理解這樣生活的滋味，對嗎？

男 子：你想來理解嗎？告訴我，你有孩子嗎？他們有學上嗎？他們有玩耍的操場嗎？我的兒子病了！他在水溝裡玩耍！他的教室裡沒有課本！你見過沒有課本的學校嗎？

馬歇爾：我聽到，在這裡撫養孩子，對你來說是多麽痛苦。你希望我知道，你所要的是每一個父母都想給孩子的—好的教育、玩耍的機會、健康的環境……

男 子：是的，就這些基本的東西！你們美國人不是說這是人權嗎？何不讓更多的美國人來這裡看看，你們把什麽樣的人權帶到了這裡！

馬歇爾：你希望更多的美國人意識到這裡的人們所忍受的煎熬，並能更深地認識到我們的政治行動對你們造成的影響，是嗎？

我們的對話就這樣進行了20多分鐘，他一直在表達痛苦，而我持續地聆聽每一句話背後所包含的感受和需要。我不表達認同或不認同，也不將他的話當作攻擊。在我看來，這是一份來自人類同胞的禮物：這個人和我分享的，是他的靈魂以及他深深的脆弱。

當他感受到被我充分理解後，他開始願意聽我解釋來難民營的目的。一小時後，這位原本稱我為殺人犯的男子邀請我到他家中享用了一頓豐盛的齋月晚餐。

疏離生命的語言

在進入非暴力溝通的四要素討論之前，作者先說明了與非暴力溝通相反並應該在溝通中避免的所謂｢疏離生命的語言｣。

當作者問自己：｢是什麽使我們難以體會天性中的慈悲和善意？」他發現某些語言與表達方式造成了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暴力。他將這些表達方式稱為｢疏離生命的語言」，共有下面幾種：

道德評判

當他人的行為與我們的價值觀不符，我們便認為這個人是錯的或是惡的。例如：｢你的問題就是太自私了。」｢她很懶。」 ｢他們有偏見。」 ｢這樣做不恰當。」指責、侮辱、貼標簽、批評、比較、分析都是評判的形式。

科羅拉多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哈維（O.J. Harvey）專門研究了語言和暴力的關係。他從許多國家的文獻中隨機抽取了若干樣本，統計出那些涉及道德評判的詞語使用頻率。研究結果顯示，這類詞語的使用頻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頻繁。相較於那些將人分為好和壞、認為壞人應當受到懲罰的文化，在那些關注人的需要的文化中，暴力事件也會少很多。

做比較

評判的另一種形式是做比較。在《如何讓自己活得很悲慘》一書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詼諧地揭示了｢比較」的心態是如何暗中對我們產生作用的。他建議讀者，如果真的想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悲慘，就去學著與他人做比較。

推卸責任

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思想、情感與行為負有責任，若無法意識到這點，溝通也會疏離與生命的連結。我們習慣使用｢不得不」這樣的表達方式來淡化對自己行為所負的責任。例如｢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歡，都不得不做」。另一個習慣表達是｢讓人感到」。例如｢你讓我感到內疚」。藉由這樣的說法，我們也迴避了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負的責任。

當我們將行動的原因歸咎於外部因素時，我們便在試圖推卸自己的責任。諸如：

• 模糊的外部因素：｢我打掃我的房間，因為我不得不做。」
• 個人狀況、醫療診斷結果、身體或心理病史：｢因為我有酒癮，所以我喝酒。」
• 他人的行為：｢我的孩子衝上了馬路，所以我才會打他。」
• 權威的命令：｢我欺騙客戶，因為老板叫我這麽做。」
• 群體壓力：｢朋友都抽煙，所以我也開始抽煙了。」
• 機構政策、章程、規定：｢因為你的違規行為，所以我不得不勒令你停學，這是學校的制度。」
• 性別角色、社會角色或年齡角色：｢我厭惡上班。我去工作，因為我是一名丈夫和父親。」
• 無法抑制的衝動：｢我一時沒克制住，就把那根棒棒糖給吃了。」

為了對自己負起責任，可以練習將｢我不得不…」轉換為｢我選擇…，因為我想要…」。

其他疏離生命的溝通形式

疏離生命的語言還與｢獎懲」思維有關，即有的行為應該受到獎賞，而有的行為就該受到懲罰。人們常用｢活該」這樣的字眼來表達這種思維。這樣的表達其實隱含著一種假設：做出某些事情的人必定是｢壞人」，他們應當受到處罰，他們應該懺悔並且做出改變。然而，我相信所有人都渴望改變，那是因為人們明白改變能為自己帶來益處，而不是因為不想受到懲罰。作者的意思應該是懲罰只能帶來表面上短暫的改變，而非真正長久的改變。

疏離生命的語言植根於性惡論，這一人性觀強調人性本惡，認為人們需要通過教導來壓制某些卑劣天性。疏離生命的語言既源於等級制度或霸權社會，又反過來鞏固它們。在這類社會中少數個體通過控制大部分人為自己牟利。對國王、沙皇、貴族階層來說，將臣民的心智模式訓練成奴隸般順從聽話，最符合他們的利益。諸如｢錯誤」｢應該」｢不得不」的語言是完美的工具。人們越是被教育用道德評判來區分對錯、好壞，就越是習慣向外、向權威尋求判斷的標準。一旦我們開始聆聽自己內心的感受和需要，便不再是好奴隸、好隨從。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