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學/正向心理學第二章 基本前提 (續)

前提二: 改變是可能的(續)

正向心理學第一個重要的理念是研究可行的事(what works), 第二個理念是研究最優秀的個體. 但這是關乎個體的改變, 那社會變革呢? 我想介紹這個研究, 心理學上最有名的研究"劍橋--薩默維爾青年學習心理學”.

這項研究從1930年代開始, 由哈佛大學與MIT共同進行一項最佳的干預計劃, 沒有金錢的限制. 他們從受危人群選出250名孩子, 他們實施5年干預, 他們所做的是工作人員每月探訪二次, 幫助他們處理家裡的衝突, 以及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有一半人得到學院的輔導, 只要有需要就能得到學術的幫助. 精神科醫生也是, 誰有需要, 醫生都隨時待命. 你可盡情利用這些資源, 無論你需要什麼, 這些精英都能滿足你. 他們加入了童子軍, 基督教青年會, 或其他的青年運動, 獲益良多. 從這經驗可以看出來, 他們得到了一切.還有一個隨機分派的組,

還有另外那250個孩子, 他們什麼也沒得到. 40年的追蹤調查, 非常嚴謹的研究, 非常嚴謹的干預. 但結果卻令人震驚, 少年犯罪, 對照組與干預組沒有差別, 超過1/3有案底, 20%輕犯罪. 成人後的犯罪率, 同樣沒有差別, 20%的犯罪率. 無論是對財產或對人所犯的罪. 其他測量數據顯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 兩組沒有差別. 酗酒方面兩組有顯著的差異, 工作地位有差異, 成為白領的人數有差異, 但卻是對照組比干預組好. 換言之, 干預弊大於利. 理想主義, 良好意圖, 錢財都是不切實際的.

他們認為社會變革應該是不可能的. 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 例外是存在的. 我們之中也有例外.  有一個真正可行的方案, 無論是Karen Rivich的研究, 還是Martin Seligman的 ”適應力計劃”, Marva Collins肯定是個例外, 她顯示了干預是如何起作用的. 差別在Marva沒有給學生權利意識, 她讚揚他們, 給他們嚴厲的愛, 而不是免費的午餐. 她沒有按需要將他們分類, 但研究這個例外的關鍵是大家坐在一起說"什麼是可行的, 讓我們來研究最好的吧, 研究可行的事, 將它應用在生活中”

Abraham Maslow說:"我建議的是像曼哈頓計劃一樣的武器來攻擊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問題”, 不只是為了心理學也為了有歷史急迫感的人們.”


"What I am suggesting is Manhattan-Project-type attacks upon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truly Big Problem of our time, not only for psychology but for all human beings with any sense of historical urgency...”

曼哈頓計劃中他們創造了原子彈, 不管你同不同意, 這計劃匯集了最優秀的人才,聯合他們共同拯救自由世界, 這就是Maslow建議心理學家該做的事. 同時也是正向心理學的目標, 讓全世界的人們思考這個問題, 實際的理想主義者, 研究可行的方法, 研究最好的個體, 他們會帶來改變.

如果我不想參加這計劃, 不想成為學者, 只想自己做,我能夠實現改變嗎? 答案是:絕對能夠. 人若想在世間有所為, 真正實現改變, 面對最顯著的障礙之一是他們低估自己實現改變的能力. 心理學界有很多研究, Emerson和 Moscovici 是先驅, 他和其他學者都證明, 少數人, 經常是一個人如何實現重大改變.

Ralph Waldo Emerson 說"人類歷史是少數派和一個人的少數派的權力記錄”
"All history is a record of the power of minorities, and of minorities of one."

很多社會科學家支持這個論點. 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說

"永遠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思想, 堅定的市民可以改變世界. 事實上, 正是這群人在改變著世界”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所有改變從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思想開始. 然後不斷擴大, 問題是它如何擴大? 以及我們為什麼難以理解我們能夠做出改變這個事實, 並接受, 被同化以及據此生活. 如果我們瞭解我們需要理解的, 是改變如何發生, 改變以指數級數發生, 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及他們與更多人的關係形成了一個指數函數. 可以"蝴蝶效應”來加以解釋, 也解釋了六度分隔理論(phenomenal 6 degree of separation)[註].我們低估了我們改變的能力, 因為我們低估了指數的增長. 我們活著的每一分鐘都在影響世界和他人. 問題是我們選擇那個方向, 是成為推動改變的力量? 成為實踐理想主義者(practical idealists)? 還是只有好的意圖但不付出必要的努力發揮正面指數函數的作用.

前提三: 幸福主要決定於內在因素

很多研究表明, 基於外在因素改變幸福(happiness)很難. 對wellbeing(幸福)的研究, 心理學家用這個詞描述幸福(happiness)已經很多年了. 直到最近, 多數完成的研究,  使用的都是問卷的方式, 很多人質疑問卷的真實性和價值, 因為它是主觀的. 我們是在測量真實的東西嗎? 愈來愈多的心理學家, 使用大腦掃瞄, 他們的有趣發現是兩者有很大的相關性, 在所謂的客觀手段, 如大腦掃描, 和人們對自己幸福的評估. 換言之, 即幸福的主觀水準, 兩者有很大的相關性.

這在很多方面給多年來進行的研究提供了可性度. 當我們談到冥想, Richie Davidson通過掃描大腦, 顯示八周的冥想課程(meditation program), 可以產生重要的改變. 或Joshua Greene 他對道德(morality)進行研究, 顯示大腦裡有道德中心, 驗證了過去許多較不精密的方法所做研究的正確性. 像自我評估(self-rapport).

Daniel Gilbert 所做的研究, 他訪問拿到終身職(tenure)審核前的教授, 他問他們"如果你得到終身職位, 你會有多快樂?” 他們說"狂喜 (Ecstatic), 這是我們努力很久的目標, 夢想成真”, 他問”你會快樂多久?”他們說餘生都會很快樂, 我可以更加享受工作”; 他問他們”如果你得不到終身職位, 你們會怎樣”, 他們說"我們會很難過(devastated), 這是我們多年努力的目標”, 他問"那你們會痛苦多久?” 他們說”他們會難過很久, 因為只能到差一點的學校獲得”.

等審核後, Gilbert 再去問他們, “你們感覺如何?” 得到的人說”喜出望外(Ecstatic),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 “你們會持續多久“, “餘生都會很快樂”; 然後他去問沒得到的, 他們很難過而且確信會難過很久.

三個月後, 他再去訪問他們, 六個月後再去, Gilbert和他的同事發現, 幾乎每一個人不管有沒有得到, 都恢復到之前的幸福水準.

"如果你真的中了一千萬美元, 真的能讓你更快樂嗎?”, 更快樂但不長久. 西北大學的Philip Brickman 做了這個研究, 經過六個月, 人們回到原來的幸福水準.

遇到嚴重意外導致癱瘓的人.  平均而言, 一年後也會回到原來的幸福水準.極端情況對我們幸福的影響很小. 

伊利諾大學教授 Ed Diener就幸福水準做了大量的研究, 他自70年代開始研究,他和其他人包含諾貝爾獎得主Daniel Kahneman表明當基本需要, 像食物, 住所, 基本教育滿足之後, 財富對幸福的影響很小.

我們比祖先更富足, 但幸福水準沒什麼變化, 但焦慮及抑鬱水準有明顯的加深. 全世界都一樣.
總的來說, 外在環境影響很小, 同樣地, 居住地的影響也很小, 考上理想大學, 找到理想工作一樣都會得到高峰的快樂, 但很快的就會回到原來的水準. 但外在因素有一樣東西對基礎幸福水準很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民主,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通常明顯地比在獨裁(dictatorship)制度下的人更快樂. 除了這些, 一般外在因素影響很小.

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 壞消息是看來不管我們如何做, 都無關緊要, 我為何要還要努力爭取好工作? 我為什麼還要拼命入讀這一所學校? 答案是這不會改變我們的幸福水準, 但這並不意味我們不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水準. 有的人說, 一般人的快樂或不快樂是由於人們有過高的期望, 如果能降低期望, 降低壓力水準, 我們會更享受生活. 降低期望水準會稍微提高快樂水準, 但長期來說行不通. 問題不在於是否降低那些過高的期望, 問題在於正確或錯誤的期望.

錯誤的期望認為進入某間公司, 獲得升職, 找到理想伴侶, 就能讓自己更快樂, 搬去加州並不會更快樂, 那是錯誤的期望. 正確的期望是相信內在的改變, 事實上我們準備和體驗幸福的可能性, 主要由我們心境決定, 不是我們的地位或銀行帳戶狀況.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認知, 心境(state of mind). 要改變我們對世界以及我們的遭遇, 成就, 失敗的詮釋. 重要的是我們選擇領悟什麼. 聚焦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轉變, 而不是外在訊息或外部成功, 這門課的重點是關於轉變.


[註]六度分隔理論--假設世界上所有互不相識的人只需要很少中間人就能建立起聯繫。後來1967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根據這概念做過一次連鎖信實驗,嘗試證明平均只需要6個人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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